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及相应的金融学理论的学习，来认识货币问题、理解金融现象及相应的国家政策，这是常见的金融入门路径。而在这样的学习中，即便涉及货币史、金融史，也多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甚至近代以来的案例。曾有专栏作家断言，中国古代典籍中，甚少与经济（更谈不上金融）相关。

    但即便是否认中国古代存在与现代意义沾边的金融思想、货币现象及国家政策的人，也必须小心补上一句，《盐铁论》是个怪异的特例。这部作品记录了发生在西汉宣帝年间的盐铁之辩，论辩双方争论的话题包括，流民（穷人）是不是因为懒惰造成的，盐铁专营利大于弊还是弊端远远胜过可见的短期好处，政府是否应当抑制官商的存在或控制其发展，国富必须优于民强还是应以民富为先，等等。
 
    对这些议题的争论，实际上贯穿了中国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坚称民生政策不能养懒人，部分产业领域坚持央企垄断的理由与两千多年前的汉帝国大司农桑弘羊的答词几乎一模一样，桑弘羊的论敌“贤良文学”代表们对官商带来的与民争利、市场秩序败坏等问题的批评，而今依然以类似的版本出现在媒体和网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议题及论辩双方阐释的观点，已然可以让人找出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雏形，连论战的关注点和“攻防节奏”都带有极大趋同性。

    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代表们的论战，以及其背后代表的两种经济思想，显然不可能孤立存在于中国历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认为，中国古人曾经尝试过多种多样的经济政策试验，留下了宝贵的金融学文库，也演绎了所有经济学流派的政策建议。陈雨露与青年学者杨忠恕合著的《中国是部金融史》一书，旨在用金融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特别是王朝大业的兴衰成败，梳理分析历代货币政策、税收及其他经济管理政策试验的经验教训，也发掘出正统史书一直以来所努力遮蔽的真相。

    《中国是部金融史》书中从金融、货币与政权统治的关系，梳理出了两条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第一条轨迹多见于大一统王朝，开国君王通常建立起高度集权和强势的政府，为巩固边疆，就需要集中全国资源，甚至考虑到战略需要而选择向游牧民族主动出击。这种全国资源集中的方式，就包括由官府垄断货币铸造权，并不定期主动换发新币、主动制造通货膨胀来掠夺民间财富。与之同时，官商会渗透到各时期的各经济领域，还要大肆兼并土地，这就造成城市平民无可谋之业、农民无立锥之地，加之通货膨胀让绝大部分民众财富遭到掏空，必然带来官逼民反的结果。这样的“强盛王朝”，往往可以保持对外敌的战略主动，却很难抵御揭竿起义。

    第二条轨迹则多见于相对弱势的王朝统治时期，抑或大一统王朝部分笃信类似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无为而治信条的帝王统治时期。只要政局大体平稳，私铸货币就不会太过泛滥，相反将促进农业、工商业的全面繁荣，但这确实也将影响王朝的动员能力，使之难以抵挡异族入侵。

    中国古代历史留下了许多明君贤相的记载，也将其对立面昏君奸臣钉在耻辱柱上。尽管人们称道史家春秋笔法，但新朝编撰旧朝史书时刻意抹黑失败者，君王有意篡改记载也并不鲜见。由此可见，所谓信史，未必全然属实。《中国是部金融史》试图还原历代货币等经济政策试验的社会后果，依据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历代墓藏特别是历代钱币的质地、分量等情况，对照正史、地方史志等史料记载，辅以各时期官府登记的人口、粮食产量等数字，重新分析评价古代政策及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

    书中质疑了“秦始皇统一货币”的历史结论，援引考古发现指出，秦朝建立后推行的货币政策根本未得到切实落实，铸币标准并未统一。陈雨露和杨忠恕认为，第一个统一货币的人是隋文帝杨坚，统一（货币改革）的方式是放任各县“父老”自行议定铸币标准，再由各郡县自行铸币。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隋朝1255个县都选择了同一个货币标准：隋五铢2.42克。而确保隋文帝货币改革获得成功的，还包括其他配套政策：废黜盐铁官营，向民间开放所有工商业渠道，严禁官员经商。

    凯恩斯曾说，借助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的剥夺转移人民的财富。而早在凯恩斯提出这番断言之前，中国古代的许多君王（统治者）就是通过铸币减重而掠夺民间财富的。汉高祖之后吕雉摄政期间，为筹集抗击匈奴的军费就将“八铢”改为二铢四系，贬值接近75%，后来干脆用掺假的方法铸币。汉武帝发明出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近乎明火执仗的掠夺臣民财富。三国时期，董卓筑小钱，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则翻新花样，屡屡以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的成本去吸干民间财富，将天府之国压榨得毫无生气。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一方跟叛乱军先后都通过恶意铸造虚值货币，行变相抢劫之实，以筹集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