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身份
“也不能完全拿商业银行的条条框框来规定国开行，它早晚应该走出自己的路。”前述银行专家指出。
在他看来，国开行的“双重身份”也许并不尴尬，反而能让其用商业手段来支持政策性业务，用政策性优惠来为商业化运作铺路，两者相辅相成。
“尽管目前我们也无奈于这‘双重身份’所导致的不少难题，但这毕竟只是暂时的。”前述企业局高管表示，“要想不出错，就必须将政策性和商业性两者平衡运作，才能稳稳当当地完成多目标追求”。
他告诉记者，“毕竟人生就是个多目标追求的过程”，毕竟政策性与商业性兼顾的双目标并不矛盾。但至于如何平衡两者关系，如何形成良性的多目标运作方式，还“路漫漫其修远兮”。
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急于跳出“双重身份”，也不忙于改变现状，因为此刻有风险也有盈利，即便发债和揽储都不完全尽如人意，但并不致命的“小风险”还不足以让人思变。
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业界普遍对于政策性业务日渐减少、三家政策性银行应适时转型达成了共识。但2008年后，由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并未如期减少，使得政策性投资成为了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补充经济增长力的重要手段。并且，在国际上，政策性银行也逐渐成为了贯彻国家战略、发出本国声音不可或缺的载体，成为众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主要资金推手之一。
“在海外，国开行最多的就是支持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派驻海外多年的一位国开行企业局高管介绍说。国际项目中，国开行更多地“听令于”中国对外政策，考虑国家战略性需求而非纯粹趋利，日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
陈元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谈到，在当前经济下行时期，金融体系的构建更应该发挥政府信用在平抑经济周期波动、锚定市场信心、避免系统性风险中的重要作用。政府信用是整个市场的基础和框架，不随市场波动且能够维护系统性稳定和全局利益。
因而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都在对“去政府信用化”的改革进行反思，开始重新运用政府调控来纠正市场竞争这只“无形之手”所引起的无序和偏差。
“政策性银行的重要性重新被提上桌面，就因为它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政策工具。”前述企业局高管称。
对此，银监会监管一部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很多西方发达经济体都长期存在政策性金融机构。而我国尚处在一些发达国家30-50年前的发展阶段，尚有大量政策性、开发性领域且市场失灵、市场空白和缺损问题还非常严重，仍旧需要政策性银行从无到有地建设和培育新兴市场。
可以说，业界对国开行未来融资能力的忧虑以及相关政策的徘徊不前，最终导致了改革不彻底的现状。
“现在挺好的，保持政策性银行的身份也挺好的，可以不必像商业银行那样开设千百个网点去服务群众，也不用养着几千个客户经理去喝酒拉存款，更不需要担着风险去辛苦地培养小额信贷，只需要‘躺着发债’便能赚得盆满钵满。”前述国开行高管坦言。
观察家指出，模糊的身份，看起来是当下最适合国开行的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