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卫生政策研究部主任、公共政策系教授罗布·巴戈特所著的《解析医疗卫生政策》一书，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析福利：社会问题、政策与实践丛书”引进的第七本。这套丛书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知名高校社会学和公共政策院系的知名教授所组成的丛书编委会选定引进，全部由国际知名学者撰写，梳理社会问题、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理论脉络，并主要以英国等欧美国家上述方面的政策实践对理论进行了求证分析，提出了若干建议。我国正在积极完善公共福利体系、加强社会建设，与之同时也面临着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带来的诸多新风险、新问题，亟需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美国家社会建设和社会福利体系发展中遇到过的经验教训，“解析福利：社会问题、政策与实践丛书”就提供了原汁原味的英国案例、欧美案例。
　　卫生医疗政策是社会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欧洲国家开始搭建社会福利网之时，就着手改进卫生医疗政策；而分别在欧美国家二战后大力推进公共福利体系建设、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公共政策领域实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若干原则的过程中，卫生医疗政策也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按照罗布·巴戈特在《解析医疗卫生政策》书中的说法，以二战后的英国为例，医疗卫生政策始终成为高调的政治议题占据该国政治舞台，决定着主要的政府与公共议程，诸多压力团体和社会运动纷纷参与其中；这项政策施行的成效，也决定着政府的民意支持率。
　　《解析医疗卫生政策》书中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探讨英国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英国政府、议会、媒体、压力群体对医疗卫生政策的影响情况，以及作用机制；第二部分包括第七章到第九章的内容，主要从英国地方和地区层面考量政策施行、执行情况；第三部分则在讨论全球化机制对英国医疗卫生政策的影响，并总结这项政策的演化及得失。

　　英国医疗卫生政策为何能稳中求进？

　　书中第一部分的内容，可以让人提炼出一条经验，即信息透明、充分讨论基础上的民主体制，是确保医疗卫生政策始终反映所在国民众意愿、促成各类利益集团达成暂时共识并推动政策不断优化调整的制度保障。二战后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更迭执政，期间也经历了大政府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但医疗卫生政策并没有完全依照执政党派或意识形态而发生剧烈调整。选举政治和反对党、其他压力群体的存在，让执政党派必须依照民意，对医疗卫生政策“动小手术”，不能按照政治领导人的兴趣意愿动辄“大动干戈”。即便强势如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家，其推动的国企、国有垄断行业私有化进程，在医疗卫生政策方面都不能不停下脚步；进入21世纪后，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关于医疗卫生政策的立场已经趋同。
　　在英国政府内部，卫生部是医疗卫生政策的职能部门，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内政部等多个部门也有部分职责涉及医疗卫生议题，形成了一贯的制约关系；英国首相通过其医疗卫生政策顾问对部门履职进行干预；财政部则发挥把关作用，千方百计检测这方面的公共开支，建立跨部门审查。除此之外，在医疗卫生政策领域，英国政府还积极引入社会组织参与。

　　英国医疗卫生政策的缺陷

　　尽管从英国政党政治、政府部门履职间的相互制约监督等角度，可以提出英国医疗卫生政策具有科学性、稳定性这一结论，但近年来，这样的科学性、稳定性也受到了冲击。《解析医疗卫生政策》就此做了剖析，其中教训对于正在推进医改的我国内地，也具有警示意义。
　　首先，英国议会对医疗卫生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英国议会有多种质询政府的手段，下院议员可以正式提出质询，发起或促成辩论，以及发起或支持“早期动议”；还可以组织特别委员会就政府政策进行调查；在立法、政府开支等环节给予审查。而在英国参议院，有时也可以促成政府修改立法提案。但上述手段随着议会相对政府权力的下降，已经不再具有太大作用，议员对医疗卫生政策的审查往往只能从局部、边缘性的角度切入，在政府领导人强推某项改革时则不能发挥阻拦或促成重大修改、让步的作用。
　　其次，对推动政府与公众议程具有重要作用的媒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社交网站，对健康和疾病的报道，存在极大的偏狭性。举例来说，媒体和网站都聚焦“值得报道”、有噱头可炒作的疾病，如女士乳腺癌、男士前列腺疾病等，并不是按照疾病对人的威胁程度及死亡率、发病率等因素来设定议程。又如，媒体、网站更喜欢关注可能会让读者、受众感到恐惧（由此带来关注）的疾病，对慢性病等危险考虑不足；对大医院的尖端新技术津津乐道，而不愿意关注对更多人有用的社区医疗服务。“最坏入侵者”默多克及其执掌的新闻集团，成为英国媒体行业重要搅局力量之后，英国媒体的报道方向趋向简化、夸张、制造刻板形象和在诸多议题中挑选特定议题。
　　再次，不同压力群体因其不同的组织化程度、动员能力，而在向医疗卫生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的方面，具有不同的影响能力。医师、护士群体组成的等职业和劳工组织，药品行业、私营医院组建的协会及游说公司，病人团体，慈善团体等，都是可能影响英国医疗卫生政策的压力群体。问题在于，病人团体和慈善团体由于组织松散、动员能力较差，在影响政府与公众议程的能力方面，显然不如前两类群体。
　　第四，英国医疗卫生监管系统运转的效能，近年来受到怀疑，这很大程度上源于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下，当“政府监管”本身成为政治领导人所认为的“问题”进而推动的“去监管化”运动。这就造成了英国近年来接二连三出现医疗丑闻，如布里斯托皇家医院儿外科的糟糕条件，布里斯托和利物浦阿德勒·海逸医院的偷窃亡故患者器官丑闻，以及全科医师哈罗德·希普曼被发现谋杀老年病人的个案，等等。丑闻的出现，才使得英国政府开始重新加强该领域的立法，着手完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