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作者：阎云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力与财富像所有父系等级社会一样，由较年长的男性成员掌握，随着他们在社会舞台上渐渐退隐，传递给社群中的后继成员。而今，由于中国众所周知的经济转型，财富与权力的传递关系逐渐分离，财富不再按部就班地从上一辈传给下一辈，年轻人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或机会，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积累了超过祖辈、父辈的财富。然而，若没有与经济地位相应的社会地位，问题就出现了。
　　阎云翔便试图通过下岬村的变迁，揭示“日常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许多有能力的个人已找到了合适自己的致富之路”，获得了足够的财富积累之后，人们对传统的权力角色“不再一味地畏惧与敬重，村民开始用挑剔的眼光观察村干部的工作，很少有人还信任他们的领导”。村民以一种消极疏离的形式（“别管我”）表达自己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抗拒。这让阎云翔认为，“‘别管我’的表述传达着强烈的信息，即个人权利意识和个人权利的目的。……这一表述本身便象征村民独立意识到发展和政治自信心的崛起”。
　　村落中的父系等级权威受到了挑战，家庭中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受到不小冲击，尤其是当已婚孩子已经获得足够的经济能力，不再依靠大家庭分配财产的时候。因此，“仅仅是消费的渴望与购买力的增强，已经让青年人产生了要和保守父母分开住的强烈动机……当无法再用父母权力掌控他们的孩子时，父母一代也宁愿让孩子们离开老屋”。工业化与城市化将人们从土地上释放了出来，“在下岬村，就像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大部分土地是由老年村民耕作的，因为很多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年轻人丰富了生活阅历的同时，也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孩子们的婚姻来得更早，对自我独立权利的诉求也来得更早。
　　如果说男性可以用分家的形式来挑战他们的父系家庭，那么女性则以“获得更多彩礼、将财产控制在她们手中、通过提前分家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家户等”来实现她们在新家庭中的自主权。阎云翔引用了一位村民的俏皮话：“新社会里，儿媳妇一进门，父权被打倒。”这便是为什么“年轻女性能动性和个体性的发展对父权家庭是一个摧毁性打击”的原因了。这种家庭自主性的发展，最后应该会在更高一级的社会层面上形成推动力。然而，作者同时也坦诚指出，“用某些个体的能动性和行为来代表个体—群体—国家关系的总体结构安排也是不对的，因为虽然个体行动可以改变某些人的生活机会或社会地位，但是它们改变不了整个结构”。
　　那么问题又回到我们身边，个体化趋向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何具体意义？这是可以依托的未来吗？
　　阎云翔为我们展现了黑龙江一个村庄居民在三十多年时代面前发生的变化，力图捕捉到在新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旧传统、旧结构的解脱；在获得更多经济自主性的同时，亦能获得经济之外的自主，能向着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在书中，作者为弥补农村案例带来的不足，增补了数年前关于麦当劳餐厅与城市消费主义兴起的章节，以此来补充说明消费空间在象征层面上带给人们的多元选择。在“中国的个体化路径”一节中，也再次综述了中国社会在个人权利与自治道路上走过的历程。
　　而所有这些用意是为了用中国个案回应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模型。贝克认为，欧洲的个体化———“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有其基于经济与政治的社会基础，社会的发展赋予了个人更多的自由；而在中国，与个人在经济领域获得的成就相比，其他方面，尤其是个人权利自主性方面，却没有同步的提高，“中国正形成一种独特的新自由主义形态，其特征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欣欣向荣，市场个体化茁壮成长，但政治自由主义和政治个体主义并未呈现出这种态势”。阎云翔说，“从逻辑上讲，缺乏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因为后者来源于前者，并以个人的自治和自然权利作为其理论推理的核心”，而中国个案表明，“一个社会却可能在缺乏政治自由主义和古典个人主义的情况下经历个体化，这是因为社会关系的重构可以由其他社会机制来执行”。
　　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贝克命题”与中国个案相异的焦点：贝克认为个体化是“过去三百年来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而发生的。在此过程中，人们已普遍接受一个基本的自由主义观念……天生享有一整套个人权利”，而包括阎云翔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在当前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其他机制（如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对等格局）来实现。
　　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是一个自然、水到渠成的过程，而对于在自由等待中很有些焦虑的中国社会来说，三百年显然过于漫长。于是，非常期待一些特殊的个案，能代表个体化进程在这个社会发展趋势———某些个人或事件代表了个人权利的诉求，发出了个体的声音———来证实这一过程正在不远处招手。
　　然而，这是一个悖论：正因为“个体化”的过程，在中国社会恰恰缺乏三百年的积累，同时，人们的渴望又等待得太久，原本应该顺利成章作为结果出现的现象或个人，反而作为原因的佐证被人们“发掘”，而这类证据又被渴望的期求在不经意间放大，甚至成为承载希望的象征符号。正是这种倒置的因果关系，构成了中国个体化研究的现实基础。
　　阎云翔在最后也坦然承认，“中国的个体化是由国家掌控的，同时也缺乏文化民主、福利国家、古典个人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些西欧个体化的前提”，但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恰如其时地提供了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灵活的职业选择，上升到风险、亲密和自我表达的文化，以及强调个人责任和自我依赖的世界。
　　那么，摆在研究者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者面前的参与路径，究竟是怎样？是继续期待由经济成就带来的对社会结构的冲击，以“现象或个人”为嚆矢，还是尽快夯实、弥合这三百年文化、知识、社会观念的鸿沟，推动全社会的整体意识，将成为“中国社会个体化”发展的关键策略。与其寄希望于某些个体或现象，不如将希望的种子撒向整个社会，待其在村落或都市的土壤、现实或网络的根基上萌发，而今天的努力亦将在未来留下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