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罗伯特·赖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罗伯特·赖克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现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他上一本畅销书《超级资本主义》（简体中文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3月引进出版）在美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超级资本主义》一书认为，美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远离和摒弃了民主资本主义时代各主要特征。一方面，资本及其管控下的产业链、供应链，摆脱了半个世纪前强大的工会、其他社团、企业公民义务等约束，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商务的最低成本，进行转移、重新布局。由此动摇了美国等国家原先“公司政治家”、工会、公共产品的存在基础。另一方面，企业、资本和传媒极力削除普通人的“公民”、人群的“公众”身份存在意义，强调人的“消费者”、“投资者”等经济意义标签，力争让所有事务都可以用经济（金钱）换算的方式而实现、规避、补偿。
    超级资本主义时代的致命危险在于，企业不仅积极促进产品（服务）的功能创新和精益化、技术规格的升值换代，而且千方百计促成成本、供应链成本、企业担负的环境责任等公共支出降低——前一方面使得消费者的欲望需求被不断刷新、提升、强化、扩展，后一方面则使被过度刺激出来的欲求和消费行为，消费者、商家、投资者都不承担其外部性成本。简单来说，消费越多，环境等破坏越严重，除此之外还有非常昂贵的社会成本。
    罗伯特·赖克的新书《美国的逻辑：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就延续阐述了美式“超级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成本、社会乃至政治体制损害等问题。
    在罗伯特·赖克看来，造成美国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美国当前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衡，造成了中产阶级和中低收入者没有足够的收入、得不到响应的完善保障来维持“美国梦”生活。他激烈的批评了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金融危机救市政策，认为只救助极少部分贪婪的大型投行，只会起到尽早恢复旧有畸形经济结构、财富分配关系的作用——延续旧有发展模式和分配关系，将继续使收入差距拉大、福利保障削弱，少数富人之外的多数平民仍只能通过借贷来维系越来越高昂的生活开销，这无疑埋下了下一轮危机的伏笔。
    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曾长期处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繁荣时期。但经济增长的好处越来越向上层人群倾斜，中产阶级等其他阶层却被远远甩在后面。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表现为：第一，美国政府将大量的公共服务分包给企业，并从整体上降低了政府投入；第二，监管部门和法律政策削弱了对工会、劳工权利的保护；第三，放任富人逃税及向国外转移财产，降低甚至免除遗产税等面向富人群体征收的税种税率，提高营业税和工资税，税负压力转嫁到穷人身上；第四，允许企业将退休金计划变为“自食其力”的401（k）方案，企业雇员享受医疗保险要承担更高的自行负担额；第五，降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金融投资等领域监管执法的力度，纵容大企业为高管层涨薪。
    理论上，工资薪酬、可购买力实质上不断降低，人们就应该享受更加简单的生活，问题是，支撑美式“超级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国民意识、商业基础却与此相悖。罗伯特·赖克在《美国的逻辑：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书中忧心忡忡的指出，“美国文化向外界传递了一个越来越混乱的信息：疯狂工作的同时又要尽情享受人生”，为了达成后一点，为了快速实现梦想和放纵欲望，人们愿意透支健康，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有关努力工作的论点总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让人们相信有一天他们终将会得到满足，就算不是事业上的成功，也会是他们用努力工作换得购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的能力——可是哪一天似乎永远不会到来，在这条贪婪隧道的尽头根本没有光明”。
    生活水平的下降、收入差距的拉大，公民权益乃至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益被剥夺，有可能导致极大的社会不安。罗伯特·赖克指出，尽管美国一段时期内还不至于出现亚非拉许多国家爆发过的严重动荡，但如果畸形经济结构、金融体制、财富分配关系长期得不到改变，越来越多人必然放弃凭借自身力量改变命运的想法，也会放弃对“美国梦”的期待，而步入对现有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的抗议浪潮。罗伯特·赖克为之创设了基于前述推导分析的危险场景，由于华盛顿、华尔街长期对民意置若罔闻，导致未来某年的大选中，政治煽动者获胜上台，采取了激进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政策……
    罗伯特·赖克当然不愿意上段所引述的危险场景变为现实，他希望能对现有“超级资本主义”模式予以调试，部分的恢复民主资本主义的政策导向，以提升平民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适当缩小贫富差距。为此，他提出了多条政策建议，包括：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过的“反向所得税”方法，为低收入工人增加工薪退税优惠，削除绝对贫困阶层；用环保碳税收入来补贴中低收入阶层的薪资；对富裕阶层征收更高的边际税率；创建一个有活力的、由政府投资和监管的再就业扶持和保险体系；推进全民参与的医疗保险；大量增加政府投资的公共交通、文体设施、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公共产品数量，并使之免费向公众开放，增加中低收入者可以享受的公共福利；建立更严密、更公开透明的政治捐赠程序，切断少数人以金钱控制政治决策的联系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