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与金融活动，无不受到转型的影响。舒立对话，收录在这里的，自1998至2010（主体为2007-2010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前期“放权让利”改革结束后经历的最错综复杂时期。
    中国社会这一次转型，是“文化-政治-经济”三重转型，以经济的转型期最短，大约需要三十年至五十年。各国人口生育率迁移（demographical transition）的数据表明，在两代人时间内，一个“人口经济”过程通常完成这一迁移，进入人口的老龄化阶段。经济转型的起始年份，按照通常的看法，是1978年。不过，主导经济的思想转变，应是1956年，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标志。所以，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大约在2028年以前结束。
    政治转型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过程，它首先依赖于本土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传统的转型，这就需要远比两代人更久的时间。例如，以1900年“欧风美雨”自西洋和东洋呼啸而来为开端，政治的转型已持续了百年之久，此即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过程令人困惑的原因或内在紧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我们数千年以来固有的情感方式与我们试图适应的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大国尤其如此。
    制度（家庭的、教育的、医疗的、生产组织的和国家的等），马歇尔曾指出，毕竟要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故不能迅速改变。然而，中国社会这一次经历的转型却是迅速的，与各国转型相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不迅速的。在这里，我们熟悉的一切事物，在十年之内发生的改变，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叹，更足以让每一个外国人或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感叹。
    如此大范围的社会变迁在如此短促的时期内发生着，就激发了生活在稳态社会里的观察者难以想象的事件的丰富性和冲突的尖锐性。舒立，在我试图概括她的特殊禀赋之前，我必须指出，她首先和我们每个人一样，“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时代”。
    人类社会经历过许多特殊的时代。纵观思想史，在西方和中国，要指出这些特殊的时代并不困难。例如，王国维指出过，商周更迭，为亘古以来最大一变。这之后的秦至前汉，魏晋至唐初，宋末和清末民初，均可称为特殊的时代。
    鲁迅自述，家道中落的人，最有机会洞察世事。类似地，特殊的时代，社会的起伏动荡远比平常剧烈，从而产生无数人家的兴衰更替，这就为思想者提供了难得的体验。思想的深刻程度，与事件的丰富性和冲突的尖锐性恰成正比。
    有机会体验，并不意味着能够激发深刻的思想。前者是客观的，后者依赖于主观因素。思想的深刻性，更主要地取决于心灵的敏锐程度。另一方面，在同一社会环境内，一个人的体验孰多孰寡，更主要地取决于性情。性情，心理学的术语是“personalities”，直译是“人格”。我们人类的情感，延续时间最短的，称为“情绪”（emotion），稍长些的，称为“心情”（mood），更长些时间的，称为“性情”（temper）或更学术地称为“气质”（temperament），最后，我们性情当中能够维持毕生而不变的部分，心理学家称之为“人格”（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受试者人格量表的得分在23岁至83岁之间无显著改变）。
    舒立的性情 熟悉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舒立是性情中人。这是一种人格魅力。哪怕出自相似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人，与没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人相比，可以有更多的体验机会。古希腊人相信，人格即命运。在舒立那里，这一信条可再度接受检验。
    我和王烁（我替王烁作此猜测），属于1990年代后期，初识即被舒立的人格魅力吸引住的人。我记得一件小事，那时我因文笔较佳而常被报章主编们询问可否撰稿。某年某日，我赴三联书店董秀玉的宴请，席间一位主编再询撰稿事宜并再遭婉拒之后，终于启齿问了一个平常很难提出的问题：请问舒立给你多少报酬？众友静默，等待我回答。知道了我所得的报酬，那位主编大笑不已。我明白，我难以用报酬这样的理由推辞撰稿邀请。董秀玉迅速替我解围，她的解释：丁丁和舒立，当然友情更重要。十年过去，我仍记得此事。因为，董秀玉的解释，显然最中肯。
    舒立的财新团队，几乎是一个关于中国新闻的传奇故事。我在舒立的编辑部也多次试图概括这一传奇的思想史涵义。我记得，比较令人信服的一种概括，我们称为“小圈子”的广泛“影响力”。例如，以马赫为思想领袖的维也纳小组是战前欧洲一个影响深远的小圈子，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波普和哈耶克，以及许多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都受了它的影响，然后，这些影响通过这些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例如洪谦老先生是石里克主持的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文明世界更广泛的影响。又例如，在数学界有一个影响广泛的小圈子 “布尔巴基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和学术研究改写了现代西方的全部数学。最后一个例子是当代中国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在收集了足够多的素材之后，在一次学术会议发言时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活跃人物几乎都源自陕西和山西的两个“知青点”。
    不论如何，最终让我的小圈子假说获得了充分说服力的，是MIT一位统计物理学教授发现的“幂律”。根据这一规律，我们体验到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全部事件，如果按照事件的重要性排序的话，统计而言可出现这样一种规律：在经历了许多，例如几千项平凡的事件之后，总会有例如一项不那么平凡的事件发生。让我们将平凡事件的集合记作集合1，后来发生的不那么平凡的事件的集合记作集合2，在经历了许多集合2的事件之后，总会发生一些比“不那么平凡”更重要的事件，这样的事件的集合记作集合3，诸如此类，我们于是可以有一系列集合，记作集合1、集合2、集合3、 。幂律的意思是：任何一类事件，足够多的集合1的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要有一件集合2的事件发生，足够多的集合2的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要有一件集合3的事件发生， 以此类推。如果在平面上画出重要性的级别及其事件数目的关系，那么，重要性的级别和各级重要性事件数目的对数，二者之间呈现一条负斜率的直线。根据幂律，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我们培养了10万名北大毕业生的时候，意味着大约有1000名可称为“出类拔萃”之辈的毕业生，在他们当中大约有10名可称为“天才”的人物， 依此类推，若要涌现出1名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人物，我们或许需要培养100万名北大毕业生。
    在社会思想的领域，小圈子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那些最重要的观念，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强烈互补性。于是，我们必须寻找尽可能多的携带着较高级别重要性的观念的人，非如此而不能获得更高级别重要性的观念。
    不难想象，这些携带着级别较高的重要性的观念的人，可能多么地难以相处。文人相轻的倾向，在中国始终很严重。舒立的性情，在职业优势之外，使她能够恰到好处地与这些携带着较高重要性的观念的人相处。
    职业优势，是的，舒立在新闻界享有优势。例如，那一著名评语 “亚洲最危险的女人”，从海外新闻人的角度刻画了舒立的这一优势。从局内人的角度，多年前我为她的另一本文集作序时写过，舒立的优势源于她心智的特征。她具备一名优秀新闻记者的心智特征 在任何突发事件中迅速捕捉最重要的信息。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与上述关于重要性的观念有关，不过，你还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理解力，否则，即使你接触到这些具有较高级别重要性的观念，你仍无法理解它们。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如上述，携带着具有重要性的观念的人总是试图接触与他们同类的人。但芸芸众生，他们到何处寻找他们的同类呢？媒体，只有媒体最可承担这样的功能。你可以试着通过一份影响广泛的媒体发布和阐释你的那些具有较高级别重要性的观念，并预期由此引来同类重要性的观念携带者的注意。舒立兼有二者。她是携带着较高级别重要性的人，同时还是最具影响的媒体人。我再重复一遍，这要求一颗强有力的心。
    收录在《舒立对话》中的文章，我认为，难度最高且内涵最丰富的采访，同时也代表了这本文集的最高水平的，是“中信再出发”。我甚至建议读者直接去读那一篇，以便熟悉和适应舒立的风格。其次，从学术角度，我认为提出了最多的既是实践问题也是学术问题的最具挑战性的采访，是“工行应变”。对话的水平取决于对话双方所思的深切与广泛。舒立在这两篇采访中的对话者，前一篇是孔丹和常振明，后一篇是姜建清。作为经济学家和主持金融学教育的学者，我对这几位对话者的印象，如上述，因读了舒立的这两篇采访报告，十分深刻。
    一颗强有力的心 情感的和智力的，如舒立这样的，随着更多和更深切的体验而不断进步。这样的预期，是可以确认的 从这本文集各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和它们的品质。

（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