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以民生为首。但辛亥革命后中国是长期的动乱与战争，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中国高速发展，解决民生问题有了基础，富民问题仍然受人关注。关于富民的著作汗牛充栋。王一江教授的《民富论》提出了“民富为先”、“民生为本”、“民企为重”的观点，我们且把这种主张概括为“新三民主义”。
　　“民富为先”就是首先要弄清楚“民富”与“国强”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宣扬“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但历代奉行的却是“强国弱民”思想。历史上那些被称为光辉的时代，无论是“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都是“国强民弱”的时代。在强盛的帝国背后，是多少人在忍受贫穷。而对“国强”的崇拜又衍生出“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观念，把“国强”放在“民富”之前。《民富论》首先颠覆这种观念。书中说，“个人追求财富之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国民致力于通过创造财富而使自己致富的社会，能成为富足的社会”。
　　这就是说，“大河之水为小河之和”。即，国家财富为个人财富之和。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只有让他们为自己的致富而努力，才有国家的富裕与强大。因此，从顺序上应该是先富民，然后有国家的富裕与强大。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与民争利，而是通过立法、拟法与收入再分配，为个人致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每年GDP平均增长9.8%%，人民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了。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社会福利的欠缺，究其根源还在于“唯GDP”论。其实，GDP是用来“强国”，还是用来“富民”，仍然还是一个问题。王一江的第二个观点是“民生为本”，也就是不仅仅追求GDP，而且以“富民”为本。“民生为本”涉及许多问题。《民富论》重点涉及两个问题：社会福利保障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福利是政府给贫困人口的一种“免费午餐”。但社会福利不能简单理解为给穷人以“鱼”，而应该更强调给穷人以“渔”。即给穷人自我脱贫，甚至致富的能力。当前，更令人关注的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我们说的“富民”是富所有的人，不是富少数人。所以，要实现“富民”，不仅要把“蛋糕做大”，即，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还要把“蛋糕切匀”。即，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这里所说的“平等”，不是每个人收入都相同。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对社会的贡献不同，收入有差距是合理的。但收入要与贡献相关，成正比，反差不宜过大。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成为问题，一是收入高的人不一定贡献大，二是收入差距过大。
　　对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王一江认为有四个原因，即，年龄周期、发展规律、历史问题(主要是城乡差别)和体制问题(主要是以权谋私)。他认为，前两个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由后两个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过大值得重视。由历史引起的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期内消灭，但由钱权交易引起的收入差距过大“最不合理，最不合法，最易引起社会公愤和不稳定”。
　　他强调的第三个问题是“民企为重”。“民企为重”首先是让民企成为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尽管规模大，有的甚至已进入500强，但它们依靠垄断地位生存与发展，缺乏创新能力。所以，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发展，就必须以民企为重，这就是“建立创新型经济应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而且，在民企中往往是“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命运”。
　　王一江的“新三民主义”构成了一个“富民”体系。“民富为先”是解决认识问题，“民生为本”是政策的导向，“民企为重”是发展的方式。按这条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完全可以在“富民”的基础上实现“强国”。当然，“知”与“行”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过去，我们在“知”上不清楚，总把“强国”放在“富民”之上，今天即使改变了这种认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民富论》一书的作用就在于解决“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