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今年中国经济工作定下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依笔者的理解，这“稳”字中，主要是稳住经济增长速度，而“进”字则是强调大力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而在促进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财政政策是更为有力的宏观政策工具。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活动，事无巨细几乎都由政府的计划部门安排。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更多地体现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宏观调节的主要是针对增长速度、总物价水平、总就业水平等反映总量经济运行情况的指标进行的。起初，西方国家主要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采用财政政策工具，通过增减税收，扩大或收缩财政开支以影响总量经济活动的规模。上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宏观调节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刺激增长，防止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财政政策工具发挥了比较好的效果。70年代以后，反通胀成为更重要的政策目标，西方国家则越来越多地采用货币政策手段，即增减货币供应量和调整利率，调控总量经济运行情况。通常，货币工具比财政工具更方便，不需经过繁杂立法程序。因此，在市场体制和经济结构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美元的发行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逐步取代财政政策工具成为西方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在美国，掌握货币政策的美联储主席曾被认为是总统之下对总量经济运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至于，总量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西方国家由于并无先例可循，很难预设一种理想模式，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去实现，所以更多的是在利润平均化规律下，靠市场力量慢慢形成了如今的整体经济结构的。
中国情况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还未完成，经济结构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运行的时间不长，大量的经济资源还是由政府支配和分配；特别是金融体制不成熟，资金供应的数量和价格很大程度上不能按市场机制运行。因此，中国不能照搬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教科书，在调控经济总量的同时，更要在调整结构方面下大功夫；在注意利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更要倚重财政政策。
几年前，为应对突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动用了强力的财政和货币手段保增长。经济增长势头稳住后，货币政策骤然转向，防控由食品价格猛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现在，通胀水平已趋稳。这在多大程度是货币政策手段的作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供求规律发挥的作用，难下定论，可大起大落的货币政策给整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否认。
具体分析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笔者认为，稳增长、控物价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稳与控并不是要猛促或狠压，而是大体维持目前水平，不出大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相对稳定，能给经济活动的决策者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放手经营实业。调结构、惠民生则主要靠财政政策发力。调整经济结构的实质是调整不同产业，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执行货币政策的商业银行往往也是利益方，很难指望银行以牺牲自己利益去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惠民生，最大的实惠就是增加普通百姓的收入。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论怎样的货币政策都不能让银行给老百姓撒钱，只有利用财政手段，向需要救助的群体发放补贴或减少税负的。例如，尽管中央早已提出结构性减税，然而一系列增税政策却在今年悄然推出。因此，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部门还要切实研究，尽快出台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切实减轻个人和微小企业的税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