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迫使欧洲向世界求援。但在不少新兴经济体，人们对救欧洲持反感态度。道理很简单：新兴经济体虽有大笔外汇储备，但类同于刚吃上稀饭馒头的穷人；而欧洲国家虽债台高筑，则好似仍不想放弃山珍海味的富人。“穷人救富人”，确实是悖论；但若穷人善于理财投资，则要另当别论。
可以说，金融危机最恐慌时刻，通常也是投资的最佳时机。因为在市场恐慌时，原先价格高昂的投资对象价值会出现低估；而流动性紧缺的现实，更迫使被投资一方难以保持原先的矜持态度。这在最近几年的投资案例中举不胜举。2008年金融海啸前，微软拟以446亿美元并购雅虎但遭到拒绝，而现在正准备出售的雅虎股值已跌落至不到此价的一半；而最近高盛等金融股股价暴跌，但其约100美元的股价，仍是巴菲特此前投资时的两倍。
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需要的，正是在当前纷乱复杂环境下冷静的投资眼光，既不为外界的施压拉拢所惑，也不为内部的众说纷纭所迷。毕竟，就中国来说，庞大的外汇储备原则上必须用于海外。投资美债，收益太低、也存风险；购买原材料，则可能助推价格上扬。如果欧洲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为什么要自我设限？将简单投资问题政治化，并上纲上线，更不可取。当然，前提是这些投资必须讲求效益，获得切实的回报。
对欧洲来说，中国任何投资，即使是不买欧洲国债而买欧洲资产，也是在帮助欧洲，因为后者也有助于欧洲缓解流动性紧张状况，相关欧洲国家也可腾出手来，将其资金转用于直接救援陷入债务危机的“笨猪国家”。
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投资不是慈善，理应追求最佳的收益。且不谈政治和社会效益，单从商业效益看，如同巴菲特在金融危机期间以较低价格入股高盛和美国银行，并获得较优厚的认股权益的“巴菲特折价”一样；雪中送炭的新兴国家的资金，理应享受类似的“危机折价”待遇。
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后，美国曾牵头组织了40亿美元救援资金。但这40亿美元不是没有原则的投资，其中包括了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作为美国战略储备石油)的预付款10亿美元、中央银行贷款15亿美元、用于进口农产品的贷款10亿美元。
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投资者须尽可能规避可能的损失。对于欧债危机，巴菲特上月曾表示，他早已清仓欧洲国家主权债券，目前仅通过持有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股份，保留着一些德国债券。巴菲特尚且设置“多重保险”，并力避到处推销的“笨猪国债”；为穷人保管财富的新兴国家投资方，难道不应寻求更安全的投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