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假设。但假如确实存在时光隧道，或许世界经济就不会那么糟糕。对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日前撰文反思说，美国政府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而错误不在于没有出手救助雷曼兄弟，而在于贸然救助了贝尔斯登。
在雷曼倒闭前的2008年春，作为华尔街第五大投行的贝尔斯登首先面临生存危机。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极力撮合下，贝尔斯登以每股2美元(后因价格太低改为每股10美元)的“跳楼价”将自己卖给了摩根大通银行。美联储则为这起“枪口下的婚姻”，提供了约300亿美元的担保。
但在格林斯潘看来，如果美国政府当时能采取断然措施，遵循市场规律拒绝对贝尔斯登救助，那雷曼一定会放弃对政府不切实际的期望，筹措足以渡过危机的资金。那就不会有2008年秋天政府拒绝救助后，雷曼破产而引发的金融海啸了。
这里面隐含的意思就是，政府出手救助，往往带来“道德风险”，而“道德风险”之后，必然是市场的报复。
“道德风险”和市场报复，最明显的例子，就表现在美国人深恶痛绝的“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上。这个金融危机中的头号热词，指的是AIG之类的华尔街巨擘，体宽量大且对市场绝顶重要，即使面临危机，政府最后也总能出手相救。但没有了血的教训，必然使得这些企业对政府产生幻想，危机过后重新开始新冒险活动。
对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深表认同。在他看来，2008年秋政府批准高盛等大型投行转身为“商业银行”，“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它们看到政府给出的礼物，并且显然认为自己的冒险行为不会受到太多限制……他们可以继续像以前一样从事高风险活动”。
除了助长个体企业的冒险行为外，政府的太多干预，往往打破整个市场的平衡，加剧投机和风险。
格林斯潘就坦陈，在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近20年中，“我所参与的几乎所有行动都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如，为应对上世纪90年代的债权危机，美联储曾大幅减息，但此举随后催生了股市的泡沫；为应对本世纪初的经济衰退，美联储曾长期维持超低利率，该政策更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元凶。再比如，对于拟议中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不管是购入债权、注入资金抑或其它金融创新，都可能加剧市场动荡，促使部分保守投资者离开市场，增加经济复苏的难度。
此外，我们也看到，欧美目前的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期间大幅度地刺激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为刺激经济，不少政府大举借债，增加开支，但仓促间的许多政府主导项目，有时并不能形成生产力，从而成为吞噬金钱的无底洞，来自市场的反作用力，则是债务危机的迅速来临。
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尖锐矛盾，如果运用得当，确实有助于“纠偏”，促使经济以较小的代价平稳发展。在金融危机期间，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往往格外受到追捧，但许多人忽视了大刀阔斧干预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从而在看似解决一个危机的同时，又引发了更大的危机。
打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市场经济，其实就类同于我们所处的大自然。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表明，人类确实可以改造自然，但不遵循自然规律也会带来巨大的代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将其中的“自然”改成“市场经济”，立论可能同样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