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8%”、“4%”、“2%”……最近几天，这样一组数字在两会上引发了代表委员们关于“节能减排”的激烈讨论。代表委员们认为，目前，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根在制度缺失，只有将环保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制并完善相应的奖惩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国家与地方利益博弈的状况，进而从根本上完成污染减排的具体指标。

一忧一喜的两组数字

　　记者了解到，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94.4万吨，比2005年增长1.8%；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431.3万吨，比2005年增长1.2%。同时，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　　
　　尽管2006年减排任务没有完成，但是污染减排工作的力度明显加大，污染排放增长趋势大幅减缓。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建成并投运的燃煤电厂脱硫装机容量达1.04亿千瓦，超过前10年投运脱硫机组装机容量4600万千瓦的总和，首次实现当年新增脱硫装机容量超过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装备脱硫设施的火电机组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2006年的30%；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全国新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283座，城镇污水处理率由52%提高到56%以上。
　　面对这一忧一喜的两组数字，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当前污染减排形势艰巨，“提速”刻不容缓。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教授朱坦说，政府非常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2006年至2010年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但制定20%和10%的目标依据是GDP增长7.5%，而现在我们GDP增长超过了10%，所以难度很大。但节能降耗减排仍有很大空间，目前最为关键的就是将节能减排工作提速。
　　全国政协常委、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也认为，2006年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这意味要实现“十一五”10%的削减目标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对于环保问题，记者发现，网民们同样忧心忡忡。新华网进行的有关环保调查结果显示，90.66%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保护工作非常紧迫，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75.24%的被调查者赞同宁愿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也要保护环境；31.91%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降低了生活质量；30.68%的人认为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短期受益，长期受损；18.69%的人表示环境治理成本高昂，抵冲经济发展的成绩，甚至成为未来发展的包袱；66.40%的人认为在以后工作中地方政府和地方环保部门应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根本症结在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

　　对于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何不降反升，代表委员们进行了深刻剖析。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卢强分析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执行不力。他说，尽管中央已经把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但并没有在各级地方政府得到完全体现，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的节能减排意识并未落实为扎扎实实的行动，给约束性指标任务的完成造成了较大阻碍。
　　全国政协常委、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告诉记者，我们必须把污染物的减排不能完成的原因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剖析。她说，在“十一五”规划中，作为控制性指标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要求控制在7.5%，而实际上2006年GDP的增速高达10.7%。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污染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物产生量增长的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数量多、规模大。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导致排放水平升高；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许多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没有退出市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产能扩张尚未完全遏制，结构性污染增加了减排压力。
　　汪纪戎认为我国污染减排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环保投入不足，导致重点治污工程进展缓慢，直接影响污染减排成效；‘十五’计划确定的重点流域治污项目47%的计划投资没有落实。环境法律法规偏软，环保部门执法监管能力薄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汪纪戎说。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表示赞同。他说，有的地方领导为了追求政绩，不惜引进污染企业，有的地方领导甚至和污染企业同流合污，目的是为攫取个人利益。地方领导权一旦异化，环保部门执法权必然被削弱。因此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必须实行行政首长环保问责机制，追究污染地区主要负责人责任，特别要严肃查处与污染企业沆瀣一气的地方官员。
　　对于这一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铁四局董事长程聚生也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重工业特别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依然偏快，很多本应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还没有退出市场。“通过长期实践，我发现不少企业开展节能环保技术改造的动力并不强，这使一些节能环保项目很难在短期内建成并发挥作用。”程聚生说，“另外，一些地区对环保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应将环保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面对环保工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们也对症开出了“药方”——健全完善相关的制度。
　　卢强委员说，局部与全局利益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已呈白热化的局面，地方保护主义和唯GDP主义的解决必须依靠法制手段。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将环保指标纳入到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中，这样才能约束地方领导干部较好地完成减排任务。同时，应该完善相应的奖惩制度，避免“重视环保企业吃亏，不重视环保企业得利”状况的出现。
　　对于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叶文虎认为，虽然指标任务没有完成，但是单位GDP能耗在下降，这说明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越过了一个“拐点”，即经济效益在增加，而能耗指标在降低。这已经非常不容易，如果我们延续以前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高投入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单位GDP能耗还是那么多，而总能耗会更多。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
　　叶文虎委员建议，政府出台节能、减排、降耗的激励机制，要让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将节能、减排、降耗、效益一体化来考虑，鼓励太阳能、潮汐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加以实施。
　　对于如何做好环保污染减排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市委书记孙永春也认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做到“三增三降”，就是经济增长、企业增效、群众和财政增收；降低能源消耗、降低资源粗放利用、降低污染排放。
　　对于如何具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孙永春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加以操作。首先，要做到“有保有压”。对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符合“三增三降”要求，污染轻、能耗低、占地少、科技含量高的重点项目，全力支持；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盲目扩张的项目，严格控制、坚决禁止。　　
　　其次，要做到“有增有降”。做到该增的一定要增上去，该降的一定要降下来，进一步抓好对经济增长和能耗下降有重大影响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黄金和食品加工四大支柱产业，汽车、手机、电脑三大产品集群，以及石化、冶金、生物制药三大潜力产业和船舶、特种化纤、葡萄酒等产品集群，坚持不懈地把主导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同时，充分挖掘潜力，培育新的优势，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和竞争力。
　　同时，要做到“有进有退”。“加快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经济优势领域进军，尽快从落后的产业领域中退出；在更多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污染排放，走出一条投入少、能耗低、污染轻、产出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新路子。”孙永春说。

[相关链接]中央投入20亿元建设减排体系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日前透露，中央财政安排2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污染减排指标、监测和考核“三大体系”建设，环保总局将力争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相关体系建设。
　　周生贤表示，“科学的减排指标体系”，就是要改进统计方法，完善统计制度，实现重点污染源排污数据的统一采集、统一核定、统一公布，及时掌握新老污染增减动态变化情况，形成科学的环境统计体系。“准确的减排监测体系”，就是要提高污染源现成采样监测专用仪器设备的装备水平，保证环境监测数据准确、可靠、有效，提升环保部门监督性监测和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传输能力。“严格的减排考核体系”，就是要强化政府责任，严格数据公布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据了解，2007年“三大体系”建设重点包括：组织实施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其中在线监测设备资金由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省、市两级监控中心建设；组织实施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能力建设项目，加强省、市两级污染源监测现场采样和测试能力，提高污染源现场采样监测专用仪器设备装备水平；组织实施强化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国家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核查能力；组织实施提高环境统计基础和信息传输能力建设项目，提高数据储存、传输和共享等信息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