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展望下半年，随着宏观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进一步增强，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传统与新兴动力加速转换。
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从国际视角来看，国际贸易稳步回升，带动进出口质量持续提升。从国内来看，宏观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传统与新兴动力加速转换。
第一，外贸出口质升量稳，进口规模稳步扩大。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其中，出口增长6.9%；进口增长5.2%。究其原因，在全球制造业回暖的推动下，全球贸易景气程度显著改善，推动了外需增长。除此之外，中国出口竞争力持续增强，尽管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金额却不降反升。
第二，市场销售持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居民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就消费内部来看，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3%、11.2%，构成当前消费热点；互联网消费仍呈高速增长态势，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9.8%；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3%。
投资方面，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3.9%；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就投资内部结构来看，由于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制造业投资引领投资实现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4%，制造业投资增长9.5%，对整体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一半以上，显著支撑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提升。
第三，工业增长优于服务业，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高于同期服务业生产同比增长的4.6%，且较2023年同期增速加快。就生产领域内部情况来看，工业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的生产增速放缓，中游与外需相关和制造业升级相关的领域，经济表现相对更好。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8个和2.7个百分点。其中，3D打印设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1.6%、34.3%、28.9%。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壮大，汽车制造、锂电池和光伏制造等新兴行业将成为支撑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四，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收窄。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1%。分类别看，服务和主要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了CPI的同比回升，但部分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仍然低迷。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1%，但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6个百分点。未来在扩大内需政策的引领下，CPI在四季度预计将温和回升，下半年PPI同比降幅将逐步收窄。
繁忙的钦州港码头（无人机照片）。截至8月2日，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输货物突破50万标箱，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913亿元，同比下降2.8%，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1.5%左右。其中，全国税收收入94080亿元，同比下降5.6%；非税收入21833亿元，同比增长11.7%。财政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6571亿元，同比增长2%。
财政部门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突出轻重缓急，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从主要支出科目看，上半年，教育、基建、社保累计增速分别为0.6%、5.01%、4.16%，显示民生支出仍然是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
展望后续财政政策走势，随着下半年经济增速企稳，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会平稳增长。
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呈现两大特征
第一，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明显。一方面，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支持下，家电消费预计将有更佳表现。目前，全国多省份已陆续出台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工作方案，后续政策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服务消费仍具增长潜力。年轻消费群体的不断壮大将带来较强的出游、娱乐等消费需求。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推动更多定制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的增加。
第二，基建与制造业投资持续较快增长。上半年，财政支出的增加推动了基建投资的加速。市场和政策因素共同拉动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将持续释放对专用设备、电气机械设备等产品的需求，支撑装备制造业产能的扩张。预计下半年，基建支出将保持这一增速，对经济增长起到温和支撑作用。
宏观政策持续用力 改革为经济注入新动力
下半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环境，应以深化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在政策层面，应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发挥新兴产业的增长溢出作用；宏观政策应充分释放内需，在多渠道多举措稳增长的同时，注重防范风险。财政政策方面，要通过调整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增强地方财政稳定性；货币政策方面，推动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升级，使得货币政策在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同时，实现更为灵活的调控。
第一，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采取差异化策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具备较高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企业，应当优先考虑给予资金支持。同时，应鼓励这些企业将资金投入到研发和技术创新中，以进一步提升其生产力水平。对于中西部地区，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环境的改善，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环境。同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鉴于新质生产力企业的知识密集型特征，需要进一步改善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等的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通过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贷款等措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为企业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适度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增强地方财政稳定性。短期看，财政政策应以稳增长为目标，优化财政政策实施方式。可以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扩大总需求，确保必要支出力度。在推动财政政策实现稳增长的同时，为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要推动财政政策逐步从重投资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同时逐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以居民消费扩大支撑长期经济增长。
长期看，应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优化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分配。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重新进行制度安排，在政府间重新划分政府职能边界，划分各级政府间职责范围，明确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财权，划定各级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通过上收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到中央和省级政府，减轻地方政府和市县政府的支出压力。此外，要对现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合理、不完善之处进行进一步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增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合理划分；还应完善现行征管体制及非税收入的征管，可以下放或扩大部分税种的征管范围和收入规模，补充地方政府财力。
第三，调整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优化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当前，货币政策既要实现稳增长和稳就业，又要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要求货币政策要在通过传统手段释放流动性的同时，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优化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还应实现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执行同时兼顾数量型和价格型目标，且以前者为重。价格型操作目标较为模糊，且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在利率市场化的当下，这些操作目标与货币供应量等中介目标相关性较弱。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应由价格和数量兼顾向价格型目标转变，实现通过调节基准利率来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来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第四，以发展数字经济为纽带，稳定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和外商投资信心。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尤为关键，它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更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新动力。
在数字经济方面，首先应完善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4G、5G等通信网络的覆盖和升级，尤其是西部和一些偏远地区，更应加大投入力度，提升网络的覆盖率和速度。其次，充分利用数据要素。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应大力引进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相关项目，建设云计算中心和大数据平台，推动数据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广泛应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最后，为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应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应鼓励外资更多地采用股权投资和非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这样既可以降低外资的风险，又能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技术、人才和管理上的溢出效应。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