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已经完成，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1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14.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高于6%以上的预期目标，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国内经济从疫情的冲击下逐渐复苏，经济增速逐渐向疫情前长期平均水平靠拢，但修复速度年内边际放缓。

　　需求层面，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长3.9%。主要受餐饮收入大幅回升拉动，商品零售相对而言回升较缓。

　　分产业看，第二、三产业GDP累计同比增速增幅最大。但是，就第四季度来看，第一、二、三产业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4%、2.5%和4.6%。这是由于2021年局部散点疫情防控较上年更为有效，因此农业、服务业复苏水平更为平稳，能源价格上涨和工业限电限产对第二产业的冲击则更为严峻。

　　企业家预期和银行家预期全年总体趋降。企业家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127.8回落至第三季度的120.9。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全年在“荣枯线”水平上下波动，除8月份外，全年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高于“荣枯线”。

　　2021年全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1%，略低于课题组预测的全年同比增速8.33%，但仍比6%以上的预期目标高出不少。课题组认为，面临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利条件没有变，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将不断涌现。

　　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

　　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宏观经济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需求方面，消费增长疲软，房地产和旧基建拉动投资不可持续，外需高速增长恐难以持续。消费领域，全年局部散点疫情频发冲击助长了消费者的不确定性情绪和避险情绪，工业企业和服务业恢复不及预期，居民收入增长较为缓慢。投资领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基建，但未来仍应兼顾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与经济增长。外需领域，则面临疫情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资本外流带来的不确定性。

　　供给方面，部分地方政府的“双碳”政策落实节奏不当，叠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大增，中下游企业利润承压。同时，某些国家限制核心零部件的供应，致使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和汽车制造业增速放缓，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在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突破方面仍有较大空间。

　　外部环境，国际主要经济体疫情卷土重来，叠加货币政策转向增大了不确定性。新一轮疫情使得国外市场需求在第二季度小幅回暖的前提下进一步走弱。疫情的持续蔓延未来可能还会使得国际主要经济体进一步降低国外市场需求。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欧美发达国家通胀高企，货币政策收紧已经渐行渐近，增加了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不确定性。

　　在防范风险方面，重点关注疫情反复风险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21年，我国疫苗接种有序推进，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对防范输入性疫情风险和局部散点聚集性疫情风险带来了严峻挑战，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以及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

　　课题组认为，尽管我国经济仍面临多重挑战，但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发生改变，短期政策操作空间较大，长期经济增长动力较足。

　　改革红利是长期增长潜力重要源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课题组基于长期研究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从长期增长动力来看，课题组通过梳理和总结过去经济增长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发现，改革是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仍然存在计划行政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二元体制，通过对这种“双二元”结构进行优化，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更可能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这个过程中要利用好经济体制或者制度造成的资源和要素剩余。这种体制性剩余造成部分资源闲置，没有发挥潜在的经济增长作用。如果对其分别进行市场化改革，就会有经济增长、需求扩大和资产供给潜能。这些体制性剩余是未来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蓄水池”。

　　（执笔人：周天勇　许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