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鳗鱼一段金。”
鳗鱼,地球上最神秘的物种之一。人类可以养殖鳗鱼,却无法繁殖鳗鱼,鳗鱼如何产卵仍是科学界的不解之谜。
据科学家历经百年的研究和探索,初步认为鳗鱼是在海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产卵,孵化后的鳗鱼苗成群结队游到我国沿海等地区以及内河发育成长,等到产卵洄游期,成年的鳗鱼开始绝食,经长途跋涉奔赴海洋深处的产卵之地。
兴顺烤鳗的工厂车间,工人正在忙着加工鳗鱼。记者 刘宏宇 摄
神秘的鱼类催生了一条庞大的全球性农产品产业链。鳗鱼营养丰富,素有“海底软黄金”“水中人参”等美誉,其产业附加值高、产业链长。我国是世界第一鳗鱼养殖和出口大国,尽管疫情汹涌肆虐,这条跨国产业链却显得愈发坚韧。
一条跨国农业产业链的坚韧
2020年的广东鳗鱼产业,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刺激:上半年,因疫情影响出口受阻,库存增加,全行业普遍亏损严重;下半年,出口订单逐渐恢复,至年底,订单爆满。算算总账,2020年广东鳗鱼产业实现逆势增长,全面超越上一年。
广东省鳗鱼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广东鳗鱼养殖总产量约1.5万吨,总产值约35亿元人民币;2020年养殖总产量约5万吨,总产值约60亿元人民币。2019年,出口鳗鱼(包括活鳗和烤鳗)1.4万吨,出口创汇约4.5亿美元;2020年,出口2.4万吨,出口创汇约4.5亿美元。
广东的活鳗主要出口到日本和韩国,烤鳗主要出口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盟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采访中,各方认为,中国鳗鱼产业之所以实现“逆势增长”,有着多重共性原因:一是消费刚性需求反弹,由于物种的独特性,鳗鱼无法人工繁殖,而日本等鳗鱼消费大国,无法自给自足。随着疫情好转,消费需求出现报复性反弹;二是中国鳗鱼产业链经过多年发展,已牢牢把握国际市场定价权,并具有抗风险的韧性。通过积极自救,熬到下半年就能顺利挺过危机。三是政府多部门的全力扶持与救助,如农行广东省分行创新的“鳗鱼贷”等金融扶持手段,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
“疫情背景下,我国的鳗鱼产业恢复较快。”广东省鳗鱼业协会会长周兆恩说,作为日本等国的“刚性消费品”,品质世界一流的中国鳗鱼不愁没有消费市场。日本年消费鳗鱼四五万吨,7成以上依赖进口,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鳗鱼,其中超过6成来自台山。据统计,2020年台山鳗鱼出口额超过10亿元,继续保持良好出口态势。
广东以养殖日本鳗为主,养殖规模达6万亩,主要分布在顺德、台山等地,日本鳗苗养殖的投放量占全国的95%左右。目前,江门台山已是世界上最大的鳗鱼养殖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鳗鱼出口基地,其中活鳗出口量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八成。
失算的鳗鱼“风水大师”
顺德,“中国鳗鱼之乡”,一度是全国最大的鳗鱼养殖、加工和出口基地,其中烤鳗占全国的1/3。
1973年出生的刘钢,是佛山市顺德区兴顺烤鳗有限公司董事长。因为屡屡准确预测来年鳗鱼苗的走势,刘钢在业内小有名气,享有鳗鱼界“风水大师”的美誉。但是对于这次疫情,他“失算”了。
因鳗鱼苗只能依靠野生捕捞,再放到淡水中养殖。这种独特的养殖方式,导致了鳗鱼产量的不确定性。
据广东鳗鱼业协会的统计,2018年广东鳗鱼养殖总产量(含2017年未出完的鱼)约3万吨;2019年鳗鱼养殖总产量跌至1.5万吨;2020年又升至5万吨。
作为原材料,鳗鱼苗的市场价格,决定了鳗鱼市场行情。如,2019年,鳗苗歉收,苗价涨至每尾39元,活鳗价格也随之涨到每吨33万元;2020年,鳗苗丰收,鳗苗跌至每尾7元,活鳗价格也跌至每吨13万元。
因鳗鱼苗产量的无规律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鳗鱼养殖产量的不确定性,鳗鱼市场因而呈现“期货”的特征。谁能准确预测来年鳗苗的产量,谁就能赢得市场。
“其实,我的这种市场判断力,是基于我28年持续不断对于鳗鱼市场的研究。”刘钢说,市场每天都在变,每天都要研究和思考。尽管鳗鱼苗的产量没有规律可循,但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值得研究,甚至包括地球厄尔尼诺现象的变化。
“在2019年8月的时候,我已经预测到2020年的鳗苗将大幅增加,但我没有预测到疫情。”刘钢坦承,突发的疫情对于烤鳗业的出口影响巨大。
疫情直接抑制了消费市场,烤鳗企业出现普遍性的库存加大现象,市场恐慌愈来愈厉害。为了去库存,烤鳗企业纷纷亏本甩卖,价格大多被“腰斩”,1吨烤鳗平均要亏8万元。
“据我观察,全国38家烤鳗厂,至少亏了约七八亿元,平均每个厂要亏2000多万元。”刘钢告诉记者,有几家大的烤鳗厂库存都超过1000吨,2020年亏得一塌糊涂。
“兴顺烤鳗库存也积压了两三百吨。”刘钢说,“但我跑得快,敢于亏本,4月份我就全部清货了。遇到疫情,谁也没办法,关键是如何把企业救回来。第一步,去库存,先亏的尽快亏掉,到4月份,我基本抛完了库存,并开始趁低位大量订购原料。第二步,锁定原料,再慢慢接单。从去年10月份开始,4个月我就做了1000吨。目前,生产已经实现稳定发展并反弹。”
凭着诚信和多年的业界口碑,刘钢迅速稳定了外贸出口。随着疫情好转,从去年10月份至今年1月份,短短3个月,刘钢已经拿下日本烤鳗进口量15%的订单。
刘钢说,目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汇率问题,去年企业为此亏了200多万元;二是海运困难,运费翻番。“现在能拿到货柜就不错了,价格就不问了。以前一个柜要2000美元,现在有的一个柜要8000美元。”
将国际定价权牢牢攥在手中
台山市绿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利明是鳗鱼界的世界级“大腕”,经历过大风大浪。在他的记忆中,除了疫情导致的此次大跌,中国的鳗鱼业遭遇过多次大跌,但都挺过来了。
经过二十世纪80年代的初步发展,鳗鱼养殖业在1995年左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养殖10亩的鳗鱼,可以挣150万元,盖一栋别墅。”徐利明回忆。
然而,行业快速发展增添了市场的盲目性。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鳗鱼出口价格一夜之间从每吨14万元跌至每吨1.8万元,很多养殖户亏得血本无归。
“当时,养鳗鱼的风险极高,行业流行三句话:吸毒的不嫁,赌博的不嫁,养鳗鱼的不嫁。”徐利明说,“鳗鱼养殖业不像其他的投资行业,其他行业一般是投资多少亏多少,鳗鱼养殖业则有可能投资1000万元最后要亏1500万元。因为鳗鱼每天都要吃,而饲料价格则很贵。”
1997年的市场暴跌,让徐利明不断深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很快,他想明白了:虽然我国已是鳗鱼养殖大国,但依赖出口,鳗鱼的国际市场定价权还被进口国掌握着。这些国家的经销商看到我国养殖户的一盘散沙和信息闭塞等问题,加以利用不断误导,市场本是供不应求却往往被误导为供过于求,极易造成我国鳗鱼市场的恐慌和互相砍杀。
“面对进口国经销商有计划、有组织的联手压价行为,国内企业却恶性竞争甚至自相残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徐利明尽管年纪轻轻,但早已洞悉国际市场和一些日本商人的“伎俩”。
早在1992年,徐利明从浙江老家来到顺德发展,从事鳗鱼收购生意,再将鳗鱼出口给日本商人。在长期与日本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感到中国产的鳗鱼被贱卖了。“我国内地养殖的鳗鱼,是世界最好的品种,但出口时每吨比台湾地区要低3万元,比日本本国鳗鱼低5万元。”
经历过暴跌,在一次业内同仁聚会上,徐利明大声疾呼:“如果不团结,我们会被日本商人搞死。”
徐利明的呼吁,引起业界共鸣。2001年,又逢养殖户普遍亏本的年份,广东省工商联鳗鱼业商会应运而生,年仅30岁的徐利明当选为首任会长。
商会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团结养殖户、采购商积极开展救市。当年,活鳗出口的价格跌到每吨3万元甚至2万多元,养殖户普遍亏本;徐利明出面,以高出市场价50%的价格——每吨4.5万-4.6万元的价格,向养殖户订购了1万吨活鳗,一下子稳定了不断下跌的市场。
“我自己的采购能力只有5000吨,但后面有很多大户支持我,鼓励我放手去干。”徐利明说,托市的壮举鼓舞了国内鳗鱼产业链的士气,商会会员从刚成立时的28家,迅速发展到120多家。
商会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积极应对药残事件,并到日本推销中国鳗鱼。
2002年,日本一些鳗鱼行业组织开始炒作中国鳗鱼药残超标,对我国鳗鱼产业造成较大伤害,我国的鳗鱼出口价格从平均每吨7万元又跌至3万元。
徐利明多管齐下,积极应对行业危机:一方面,号召制定行业标准,倡导绿色养殖;同时,投入巨资购买检测设备,建立企业自己的延残检测中心;另一方面,带领龙头企业赴日本推销中国鳗鱼。
为了说服日本商人,徐利明做出庄严承诺:日方进口中国鳗鱼后,可以先不急着付款,一直等到消费者吃了没问题后再付款。徐利明的“大招”一举稳定了日本市场,中国鳗鱼的出口价格开始恢复性反弹。
“最高峰的一年,曾经用飞机发了1万多吨的活鳗,而那年的价格是十几万元一吨。”徐利明兴奋地回忆说。
而最让徐利明高兴的事情,则是中国抢回了鳗鱼的国际定价权。“现在,我国出口的天蓝鳗鱼,能做到每吨比日本本土的高3万元。且这个国际定价权,我们至今已维持了20年。”徐利明颇为自豪地说。
“鳗鱼贷”:为稳外贸输入金融力量
台山市绿盛食品有限公司是台山市大型的烤鳗出口企业,年销售额达2亿多元。
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绿盛公司的烤鳗库存达2000多吨,损失上亿元。对于一般的企业,或将是不可承受之重;但对公司董事长徐利明来说,这只是其鳗鱼事业过程中的一次“小挫折”。
“去年春节前,烤鳗市场收购价为12万元每吨;春节后,被腰斩到6万元每吨。即使这样,我们也要忍痛全部出清,因为当年鳗鱼苗的价格全部下来了,必须尽快出清库存以购买便宜的鳗鱼苗。”徐利明说,“干我们这行,必须舍得,不能总把库存抱在怀里。”
除了依靠企业自身几十年来积累的雄厚资本,农行江门台山支行也积极支援,为企业授信并发放贷款7000万元。绿盛公司利用该笔资金及时增加采购原材料和补充流动资金,并迅速全面复产和出口。农行江门分行副行长高永业说,“为大力支持台山鳗鱼产业发展,我行抓住台山鳗鱼产业园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契机,积极争取上级行差异化信贷政策,为鳗鱼产业园量身定做产业园实施主体贷、农业龙头企业贷等信用贷款产品,在短时间内为绿盛公司等鳗鱼养殖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鳗鱼贷”是农行针对鳗鱼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客户专门设计的信贷产品。高永业说,对于企业客户,根据其经营规模、销售业绩等情况,可提供免担保贷款;对于个人类客户,根据其养殖规模、经营年限等数据,可通过设计信贷白名单模型,实现系统自动审批、客户便捷用贷,为鳗鱼产业经营户提供高效融资服务。“鳗鱼贷”具有自助用信、随借随还、申请便利、时效性强等特点,可实现5分钟快速放款,有效解决了台山鳗鱼产业经营户因季节性生产所需的资金紧缺问题。
2020年初,国际疫情形势不断恶化,因部分客户推迟或直接撤销订单,出口订单按下“暂停键”。顺雄养殖场的老板陈文雄犯了愁,他养殖了500多亩鳗鱼,销售市场主要分布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受疫情影响,出口贸易受到冲击,经营资金回笼受阻,企业处于艰难境地。
在了解到老陈的困难后,农行顺德分行迅速成立专项小组,简化业务流程,放宽了多项外汇业务的限制条件,全程“绿色通道”,短时间内帮助企业融资1000万元,切实解决了老陈复工复产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
顺雄养殖场得到资金支持后,马上调整水产结构,抓好春季渔业生产工作,快速抢占市场,创造企业利润的新增长点,企业效益迅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顺德作为我国重要的鳗鱼养殖和加工基地,当地鳗鱼行业的养殖户及上下游经营者对金融需求主要集中在经营类贷款,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购买鱼苗、饲料、设备、日常经营资金周转等方面。鳗鱼生长周期一般为一年,鳗鱼养殖户融资需求以短期融资为主。
“全力支持企业防疫抗疫,满足企业复工复产融资需求。”农行顺德分行行长郑庆文说,一方面农行主动上门了解养殖和出口企业现状,另一方面密切联系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广东省鳗鱼行业协会,打通绿色金融服务渠道,既为鳗鱼养殖和出口企业注入“新鲜血液”,也间接扶持了一批上下游农户供应商。
周兆恩说,疫情发生后,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困难,并反映一些共性问题:一是出口通关成本增加,货柜价格大幅升高;二是饲料成本增加,进口饲料的价格每吨增加2000多元;三是人工、地租等成本也在增加。周兆恩在台山有六七千亩鳗鱼养殖基地,2019年每亩租金1500元,2020年涨至每亩2500元,地租成本大幅增加。
“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目前因缺乏抵押物,尚不好贷款。”周兆恩说,其实鳗鱼行业多年来整体发展健康、稳定,相对风险很低,金融机构在融资方面不妨针对行业自身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特点的融资扶持政策。
“在我的印象中,从2008年至今,经营鳗鱼都是赚钱的。”顺德三洲鳗鱼苗场老板王应成说,鳗鱼养殖风险不大,只要控制好温度和饲料,鳗鱼很少生病。
农行顺德分行副行长马红樱说,目前鳗鱼行业经营者普遍存在缺少抵押物、未办理完善经营证照等共性问题,导致融资难、融资贵。同时,由于传统的银行抵押贷款模式难以匹配鳗鱼养殖户现状,信贷支持力度不足。
“我们正在研究完善‘鳗鱼贷’,通过制定相关授信模型和风险管理手段,根据养殖户的历史经营数据情况,放宽融资额度,解决鳗鱼行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题。”马红樱说,随着鳗鱼行业发展集约化、规模化,鳗鱼养殖户不再是分散孤立的信贷群体,逐步衍生对整个产业链的融资需求。
周兆恩说,目前协会有180多户成员,除了一些头部企业因前些年发展较好资金充沛,表示“不差钱”,大部分中小企业对农行的“鳗鱼贷”很是关注。目前协会正抓紧与农行方面沟通,商议能否以协会出面为企业信用“背书”的方式,来为企业增信,以期获得更多的低息贷款。
继续做强全球农产品产业链
鳗鱼是我国重要的水生资源和经济渔业物种,受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叠加影响,鳗鱼天然资源锐减。这条全球农产品产业链,暴露出其天然的脆弱性。
周兆恩认为,为了鳗鱼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加强鳗鱼资源保护,另一方面,要加强鳗苗走私打击力度。“目前鳗苗走私问题较为严重,在鳗苗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如果鳗苗走私得不到遏制,我国的鳗鱼养殖业将失去生存空间,这个原本在我国具有明显资源优势的特色水产行业将无法生存下去,现有鳗苗培育、鳗鱼养殖、饲料生产、烤鳗加工及产品出口等相关产业将受到巨大打击。”
此外,要发挥各方合力,共同做大做强跨国性产业链。
农行广东省分行行长朱正罡说,广东农行将进一步完善“鳗鱼贷”,助力这条国际产业链做强做大,增强对于国际定价权的掌控力。
在徐利明“傲娇”的背后,是中国鳗鱼独一无二的品质。
从日本代理商的口中,徐利明得知,日本人认为最好吃的鳗鱼是重量在6.5两左右、鱼身呈现天蓝色的鳗鱼,而这种“天蓝鳗鱼”,只有在广东台山一带才能养殖出来。
台山,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濒临南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水质,非常适合鳗鱼生长。越来越多的鳗鱼养殖大户将生产基地从顺德等珠三角地区迁往台山,“台山鳗鱼”于2011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从2008年开始,徐利明开始转变单一依靠日本市场的格局,并制定了“三三”原则:未来,日本市场占30%,中国市场35%,其他国际市场35%。
“日本人不吃,我们还可以去开辟俄罗斯、欧洲等其他市场;同时,随着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者也吃得起鳗鱼,国内市场未来大有可为。”徐利明说,我国的鳗鱼品质世界最好,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只要牢牢掌握国际定价权,即使再面对疫情等危机,也有信心将鳗鱼事业继续发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