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为了对冲疫情发展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美欧均启动了大规模刺激计划，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新动能。我国“新基建”虽为下一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具体的推进节奏和人力物资资金保障途径都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推动“新基建”的核心主体是谁？毋庸置疑，作为直接参与项目建设的各类企业是核心要素。这当中，具有承担社会责任义务的国有企业必然是引领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参与“新基建”的突击队。

　　“新基建”已成为当前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

　　海内外各界对疫情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的负面冲击也产生了广泛讨论。各方的预测，已经在当前经济数据和金融市场上逐步得到体现。

　　因此，为应对疫情可能造成的经济危机，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面对疫情，中国正通过各种组合拳，各种政策措施多管齐下，为稳增长、促就业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持。2月至今，多次重要会议研究部署5G、智能制造、物联网、清洁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即所谓“新基建”。可见，“新基建”已成为当前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新基建”的一端连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另一端连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

　　国有企业具备引领“新基建”的天然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接下来恢复生产、带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持续挖掘制度优势仍是必然选择。国有企业，当仁不让，就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第一，国有企业是政府快速动员经济资源的根本。国有企业的使命之一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向来具有烫平经济周期的作用。面对危机，虽然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如果完全依靠私人部门，有其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私人部门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周期性难以抵抗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还可能会火上浇油，放大外生事件的破坏性。正因如此，1929年大萧条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开始认识到政府干预的作用。虽然政府干预存在诸多争议，但没人能够否定在特殊时期，政府有形之手适度干预市场的积极意义。同样的道理，国有企业是中国宏观调控和落实改革的重要力量依靠，是各级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抓手，尤其是在关键时期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的快速反应、动员能力是其平抑经济突发性波动的有效方式。

　　第二，国有企业在基建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刺激计划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关键在于能否恢复经济、稳定预期、扭转下滑趋势。因此，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就是泥牛入海。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在关乎国计民生的电信、铁路、公路等市场细分领域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国有企业开闸投资，其就业带动作用立竿见影。除了这些对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之外，国有企业的示范作用，也会有效影响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私人部门改变预期，重新投入日常经济生产活动中。以国有企业为杠杆，带动占据国民经济大头的民营经济一同重新回到正轨，将是以小博大的明智举措。

　　第三，“新基建”有助于国有企业强化科技领域布局，提高自身效率。不同于以往，“新基建”将结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积极部署在5G等高科技领域，这也是“新基建”之“新”的体现。虽然，不可否认，由于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不足等原因，长期以来创新优势未能较好发挥出来，但是在应对疫情的特殊时刻，这个优势很可能在“新基建”中被激发出来。比如，国有企业在核心技术研发和应用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依托举国体制的便利等加快研发进程。

　　国有企业引领“新基建”的政策建议

　　为了有效开展逆周期调节，经济刺激政策要快、要准、要稳。国有企业具有优势，理应起到引领作用，并以此带动私营部门转危为安，为市场正常运转、为民企正常经营提供“积极向上”的牵引力量。若要有效发挥国有企业的上述优势，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在“新基建”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各市场主体的公平准入性，做到国进民进。国有企业具有冲锋陷阵的“义务”，但不能因此剥夺民企冲锋陷阵的“权力”。在政府救助或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各类主体应同等享有政策优惠，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在其他市场主体不愿意参与或较少参与的产业或项目上，可加大国有企业投入，拓展初级市场，承担投入前期的沉没成本和未知风险，为其他企业参与进来铺平道路，并在使命完成或该细分市场较为成熟时，主动功成身退。

　　第二，守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底线，避免出现产能过剩等老问题。过去，一些政策虽然都起到了较好的稳增长促就业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等问题。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管遇到了疫情冲击，但仍需将相关政策嵌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避免因一时的发展影响长期的改革大局。“新基建”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与产业化应用协调推进，既能增强基建稳增长的传统属性，又可以助推创新和拓展新消费、新制造、新服务。所以，一定要严把国有企业投资走向，落后的、淘汰的、过剩的、低效的、污染的项目，一律不得放宽条件，不能违规审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既能稳住经济，又能改善国有企业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而为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第三，将引领“新基建”与国有企业改革有机结合。“新基建”作为我国下一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国有企业必须增强党性意识，将如何更好地在“新基建”浪潮中发挥应有作用与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以此为契机，增强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和经营效率。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必须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要增强国有企业的政治意识并更好地服务于“新基建”大局，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特长。坚持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对不同竞争属性的国有企业赋予不同的“新基建”任务。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应完全放开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资金、项目、技术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对于自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应鼓励加大研发和技改投入。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应加大信息化改造，推行电子政务，提升服务质量。此外，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医疗卫生领域相关问题也值得关注。下一步，我国应加大医疗卫生硬件投入、公共卫生重大安全事件应急响应系统等建设。在对私营医院、慈善组织进行规范发展的同时，应加大国营医院的科技投入，尤其是公共预防和全民健康方面的投入。

　　（作者：张定法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刘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