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三巡，黄运特的脸微微泛红。这个旅美华裔作家、加州大学英文系教授给我讲了个故事：

　　20年前他在美国读大学时，曾和朋友一起开中餐馆。有个白人女性（他称之为“白姐”）常来点麻婆豆腐，每次都要叮嘱：“能不能再辣点？”中国厨师用了当地辣酱、墨西哥辣椒，但每次“白姐”都嫌不够辣。最后，厨师只好用花椒，按正宗的四川口味烧给她吃。那顿饭之后，“白姐”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黄运特成了作家、出版新书时，一个美国记者问他写作时是否会刻意“迎合”西方读者口味，他就用这个故事来回答。这种庄子式“用故事作答”的方法一定让美国记者印象深刻，我却从中品到了黄运特的无奈。

　　在西方，日本的生鱼片可以以“原原本本的面目”出现在日餐馆中，而麻婆豆腐却需要通过本地化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才有销路。在许多英美人眼中，日餐代表健康、时尚，而许多真正的中餐则只属于劳动阶层，被主流社会真正认可的难度颇大。

　　黄运特跟我说，他是在中国读完大学后才赴美的，他的思维方式还是中国式，但也知道美国人怎么思考，因此他做出的“麻婆豆腐”在美国十分畅销。黄运特写美国华人的故事，目的就是要展现“看得见的结果背后看不见的路径”，写美国的华人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被美国人感知到的这个样子。换句话说，他想弄清楚美国的“麻婆豆腐”是怎么发展而来的，未来将怎样。

　　黄运特用英语写的第一本书是关于美国传奇华人探长陈查理，第二本书写一对泰国华裔连体兄弟在美国的发迹过程。因为前两本书的畅销，他的第三本书早早就被美国出版社预定。但我感觉黄运特期待的是，有一天正宗的“麻婆豆腐”也会被美国人欣然接受。

　　席间，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怎么讲述中国故事，能让西方人听得懂且愿意听。我们聊到荷兰人高罗佩写给西方人看的《狄公案》大获成功。那是将中国的故事拆卸、溶解、重塑，放进西方人话语和逻辑“模子”，再造一个故事给他们看。其工作远非翻译，而是重构。高罗佩将中国的“豆腐”和“肉末”，做成西方人熟悉的“香辣鸡腿汉堡”和“苹果派”。

　　令我们感慨的是，日本的生鱼片在美国也曾一度被视为“野蛮”的象征，真正跃升为高级美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这背后有国家的推动，有理念的契合，也有市场的作用。

　　如果有一天，黄运特的学生们在他们的论文中用儒家思想、庄子思想来分析《尤利西斯》，并能从西方教授手中顺利拿到毕业证书，这就是中国故事真正讲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