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问题”，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可以说，亿万农民要是没了积极性，乡村振兴也就没了“主心骨”，没了“源动力”。

　　四十年前的农村改革，首先解决的就是农民积极性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　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时至今日，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一问题同样关键。据有关方面测算，虽然未来数年我国农村人口将逐步减少，但2030年之后保守估计会稳定在四五亿，这意味农村人口将占我国总人口三成，基数依然庞大。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发展停滞，部分农村凋敝。毫不夸张地说，相比八十年代农民普遍高涨的热情，当下不少农村可谓毫无生机。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走在了现代化的前列，人才、资本、技术和产业等方面的优势过于明显，进而导致我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加大。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日前发布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七大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考虑到“三农”问题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长期性，新时代下调动农民积极性，要特别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淡化农民的身份标签，突出农民的职业标签。新时代下应打破思想禁锢，“农民”两字，不应是一种身份，更应是一种职业，要努力营造人民“愿意当农民就当农民，不愿意当农民就不是农民”的氛围，千方百计让农民成为一种让人向往的职业，造就亿万懂农业、爱农村的职业农民。要加快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并支持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

　　其二，积极性的背后就是利益，要想办法让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减少，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最有效的手段。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各项涉农政策一直都在强调要给广大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实惠。最为典型的就是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个实践创新把农民的劳动和收入直接联系起来，劳动产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其三，产业留人，环境留人，尤其是留住年轻人。一方面，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比如发展农村农产品加工业，建设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等乡村旅游工程，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等；另一方面，有调查发现，凡是能留住年轻人的乡村，工作环境大都优美、体面，比如旅游景区和田园综合体。

　　其四，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定心丸”。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当前，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最为迫切的就是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此外，要着力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前不少农村的空巢化、空心化、老龄化并非个例，乡村振兴战略可谓适逢其时。归根结底，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乡村振兴必须依靠生于斯、长于斯的亿万农民。因此，必须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