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则反复出现的商业故事。

　　在《创新者的窘境》出版之前，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叫作《颠覆性技术：抓住潮流》，这引起了当时如日中天的英特尔公司的重视。

　　英特尔 CEO安迪·葛洛夫抓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文章作者说：“克里斯坦森，你飞到硅谷来吧，给我们讲讲你的这套研究对英特尔意味着什么。”克里斯坦森兴奋地穿越了东西海岸，如期到达了约定地点。

　　因为克里斯坦森的直率与坚持，他拒绝了葛洛夫只讲 10分钟的无理要求，而是按照自己的进度讲了半个小时。他特别举了钢铁行业的例子，比如小型钢铁厂纽柯（Nucor）是如何颠覆钢筋和螺纹钢筋市场，逐步向高端延伸，并击败传统的钢铁业巨头的。葛洛夫立即明白了克里斯坦森的意思：“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干掉 Cyrix和 AMD！”

　　因为这次对话，英特尔在之后的一年输送了 18个团队、2000多人去哈佛听克里斯坦森的课程。1999年，英特尔推出低版本的赛扬处理器，目的在于把竞争对手排除出去，避免新进者拥有颠覆式创新的机会。这个产品正是和克里斯坦森沟通后推出的低端产品。

　　葛洛夫的决定鼓舞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作了《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书中提到一家公司决定搁置首创产品，这会扰乱正常业务运转，是任何公司都不愿意冒的风险。而葛洛夫在别人试图破坏英特尔的业务之前，自己先这么做了，从而捍卫了英特尔在市场上的尊严。

　　这样充满历史感的商业故事，总是让人感慨良多。

　　作为一个互联网的老兵，我是颠覆式创新的信徒，同时也是克里斯坦森的忠实读者。克里斯坦森所说的颠覆式创新，其实总结起来并不复杂。真正的颠覆式创新有两种：一种是从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即把昂贵的变得便宜，把收费的变成免费；另一种是从体验上创新，即把复杂的变得简单，把笨重的变得便携。它们实际上都是从低端切入，创造一个新的、原来大企业看不上的市场，然后让很多低端用户涌进来，让很多原来不是用户的用户认识这个市场，然后慢慢地往上蚕食。

　　而对于一个已经有些用户的大型企业来说，颠覆式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公司对颠覆性技术有所预见，将资源配置给未来。但有时候这会造成企业自己和自己的现有业务相互冲突的情况，就像左右手互搏一样，而这是考验企业家是否果敢的时刻。这不仅仅要求你琢磨出一个稳定又创新的商业模式，还可能意味着企业要做出痛苦的收入牺牲，因为企业家要对现有的、已经盈利的业务做出大刀阔斧的削减，以便让位于新的战略。

　　这仿佛是对过去的自我否定。然而，如果不这样做，企业相当于把危险预留给了未来。

　　作为 360的创始人，我亲身体验过那种“挥刀自宫”的艰难。2008年，我和投资人沈南鹏在北京奥运会赛场观看跳水比赛。虽然身处赛场，但我还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当时公司的战略改变。我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希望把当时传统的计算机杀毒软件的收费商业模式变成免费的，这无异于对整个杀毒市场宣战。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的直觉是互联网安全一定会变成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如果安全成为一种基础服务，它就应该免费。还记得那天的跳水比赛很精彩，但我却一点也没有看进去，我第一次和沈南鹏交流着自己彻底把杀毒免费的想法，内心也逐渐走向坚定。再后来，众所周知，我终于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

　　当然我的代价是空前的。首先是在公司内部，我直接牺牲掉了每年 2亿元的代理销售收入，要说服整个董事会并不容易。再者，我们不出意外地遭遇了杀毒厂商的围剿，也经历了各种口诛笔伐。最终，360对整个安全行业进行了颠覆，也成为中国第一大互联网安全品牌，今天，我们也拥有了好几亿用户。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凭借着源源不断涌入的用户，360最终研究出了新的模式，也让公司和广大用户都成了受益者。

　　在技术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故事其实已经层出不穷。微信颠覆了短信，乔布斯拿 iPod为开端，最终颠覆了老牌手机巨头。后来者不断地超越上一代的传奇故事，过去不断发生，未来也将更加可期。而移动互联网和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正在给新的颠覆式创新提供着更大的平台，这给整个商业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创业勇士们铺陈着技术改变世界的道路。

　　我独爱颠覆者，也青睐有颠覆精神的年轻人。因此，我将我的自传命名为《颠覆者》，以向那些拥有颠覆精神的人致敬。

　　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环境里，敢于颠覆尤为可贵。众所周知，互联网企业开始向巨头聚拢，而巨头的体量也越来越大。这尤其需要笃定而且无畏的创新者。最近，人们清晰地看到“创业阶层固化”现象的出现，以至于一个行业内人士直接喊话，写出了《人民想念周鸿.》这篇文章，他说：“只是觉得中国互联网过去两年越来越无趣了，挺好的创业者，最后都被环境塑造成风口上的骗子。没人说真话，没人敢说真话，不怀念你还能怀念谁。”而我知道，人们不是怀念我，只是怀念敢于说真话的挑战者，怀念真正具有颠覆精神的人。而没有炮火声的互联网，无疑是无聊的。

　　对于创业者的困惑，我想说，互联网创业者作为其中一个“马拉松选手”，不应该看到现在这几场比赛就觉得格局已定，阶层固化已成定局。总有一天，旧的格局会被打破，会有新入者打破原有的平衡。正如凯文·凯利所说：“巨头体量越来越大，在短时间内这是自然而有利的，但长期来看，还是会有一些边缘化的公司颠覆产业。”“颠覆性技术永远在发生，而且是从边缘性的地方出现。??这些颠覆性技术具有这些特点：质量低，高风险，利润低，市场小，未被证实的。没有人愿意进入。”

　　我相信，未来属于那些肯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默默耕耘的创新者。

　　最后，我最想说的其实是，个人选择可以用颠覆性创新的理论，这里指的是个人对自我的超越和个人对阶层固化的突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是出身决定论，社会的阶层已经固化，一个人的出身已经决定了他的未来。人们甚至用大数据的方式来预测一个人的基本情况：从一个人的出身预测他所受教育的大致水平，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判断他未来喜欢什么，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预测他未来的收入。多数人都不知不觉地被划分进了统计模型，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和其他人一起过着大数据预测好的生活。

　　然而，我认为新的科技时代的来临，给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突破阶层固化的机会。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故事版本其实早就在连续不断地上演。在相对公平的技术平台里，年轻人不讲自己的家庭背景，无须争论自己的出身是好是坏，人们凭借谁的点子更好来争得用户，在意谁的产品更能赢得人心。在新技术平台之上，你无须拥有得天独厚的垄断资源就可以白手起家，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对世界做出改善。

　　对于这一点，我的故事也许就有些代表性。和很多出身普通的孩子一样，我的父母都是国家事业单位最普通的职员，他们带着我在郑州市的一个大院里长大，我上的也是一所最普通的小学，可以说，我的起点毫无特别之处。但是，我的成长幸运地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出生和成长，作为一个一心热爱计算机语言的年轻人，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做出一款好的软件和产品，造福使用计算机的人们。而互联网公平和开放的精神，最终成全成就了像我们这样一群拥有平淡无奇背景的普通人。这就是一种对自我设定的颠覆。

　　而实现自我颠覆的人都有一点共性。通过我的观察，最终能够实现这种颠覆的人，都有着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和“使命感”，如同万维钢在《智识分子》这本书里写的那样：“内在动力才真正体现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之所以这么干不是因为谁刺激我，而纯粹是因为我就想这么干。对于这些人来说，工作已经不是简单上下班的事了，而是一项事业。他们做这件事情不需要外界的监督和激励，是自己要求自己非把这件事情做成不可。所以真正了不起的事业应该由使命感驱动。”

　　和我一起工作的员工都很年轻，他们有些很有冲劲，但是有些也为高不可攀的房价忧心忡忡，还有些为找不到自己的目标而感到迷茫。而面对后两类人时，我总是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怨天尤人没有用，如果每天以应付的心态去工作就是在浪费生命。在这个行业，成功的人很多都是平头百姓。他们能够成功，说明只要你努力也有机会。哪怕你现在是在打工，也要考虑为自己学习一些东西，这客观上是为公司创造价值，也是为你自己积蓄巨大的潜能，因为学习到的本领是别人剥夺不走的。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等待使命的召唤。

　　我鼓励今天的年轻人拥抱新的技术时代，也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因为未来的平台无疑会更加开放和开源。虽然用大数据来看，你的性格和命运都已经注定，但是总有一些人可以从设定的剧本中跳脱出来获得自由。我一直欣赏的这位作者万维钢，曾经是美国大学物理系的一位研究员，在他的著作《智识分子》里，他总结列举了很多战胜家庭局限的人。他说——

　　所谓英雄，就是超越了阶层出身、超越了周边环境、超越了性格局限，拒绝按照任何设定好的程序行事，不能被大数据预测，能给世界带来惊喜、最不像机器人的人。

　　英雄，不是那些被大数据预测的俗人，他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