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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400年世界经济史的一次大“素描”
2017-10-23 作者: 陈华文 来源: 上海证券报

 

作者:(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
出版:商务印书馆 
  几千年来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无外乎外部的物质文明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在传统历史书写视域下,往往聚焦帝王将相、豪杰超人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至于百姓的吃喝拉撒睡似乎和历史无关。果真如此吗?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样是影响历史变革的重要推手。本着这个理念,《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厚重的著作,立足历史学和经济学双重维度,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试图完整阐述400年间世界各地人口与阶层、工业与农业、市场与货币、金融与城市等各方面的运行与发展概貌,着力描绘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图景。

  日常生活进入经济发展史视野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他耗费20余年时间完成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著作。年鉴学派主张,历史研究应从地理时间、人文时间、个别时间三个层次来探讨。历史可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有太多偶然性,因而具有欺骗性的特点,处于历史的表层;中时段具有某些局势性的特点,如人口增长、利率波动等;长时段是一般以百年为段的地质学时间概念,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等就是在相当时间内起到作用的因素。这种重视长时段结构的理念,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体现得很鲜明。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无论是作为经济形态,或者社会制度,并非偶发现象,其形成的基础,在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已埋下了伏笔。因此,他以“总体史”为目标,将长达400年的时段为整体对象,从特定角度描述世界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变迁。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好比“为世界过一次秤”,旨在确认前工业化时期世界的潜力限度,当时“物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将市场经济和高级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比较,通过混合和对立使两者互为解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按时间顺序,解析了国际经济的先后更替形式和主导力量。

  经典学术著作之所以具有魅力,是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这本巨著成稿于1979年,随后一直在各国经济研究界广为流传。这部巨著最大的创新之处,便是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日常生活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具有的不可忽略的影响。可以说,在布罗代尔之前,鲜有学者的历史研究从普通日常生活这个维度“切入”。这并不是说其他学者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是日常生活的史料是零碎的,就如同散落在地上细小的宝石。捡起并整理这些“宝石”,需要花一番“笨”工夫,需要克服各种知识障碍并长时间搜集、研读、辨析。

  在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史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覆盖领域尤为广泛,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与物质文明、经济活动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受到各种习俗、生产能力、自然环境等要素的各种影响,但世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如同涓涓流水般缓缓而前,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这就好比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建设是快节奏的,然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则有一定的惯性,经济发展速度和日常生活方式,并非完全成正比。另外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又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布罗代尔毕生倡导的“总体史”观,正是为了尽力去捕捉并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

  从人口增减看经济兴衰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从人口的增减,可看出经济的兴衰。然而,要精确统计十五至十八世纪的400年人口数量,操作难度太大,一切都只能依据现有材料的估算和推断。这需要比较多种档案,从中勾勒出一个框架。比如,在首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第一章“数字的分量”中,关于中国十八世纪人口数量论述,就可看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大体走向。当然,人口增长与社会安定、耕地开垦、新作物引进有直接关联。十六世纪时中国人口大约7500万,十七世纪大约9800万,到十八世纪末已超过4亿。布罗代尔认为,中国人口在这400年之所以能持续增长,与花生、白薯、玉米、土豆等新作物的引进及大面积种植有关。

  关于食物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的晚辈、美国历史学家汤姆·斯坦迪奇在《舌尖上的历史》中有过类似的表达:“对世界历史进程改变最大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对吃饱饭、吃好饭的欲望。这种欲望激发了人类最大的勇气,在探索与冒险中,人类自我挑战,勇敢前行。”笔者认为,中国人传统的生育观念是人口增长的另一大因素,可惜布罗代尔没将其纳入其中。在传统中国社会,“多子多福”的观念在民间根深蒂固,加上农业生产和军事斗争需要大量人力,人口可谓多多益善。其实,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况也基本类似。

  十五至十八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生活中还未广泛得到应用,这对陆上交通运输而言,是最大的制约。在欧洲,双轮车由炮车演变而来,但直到十五世纪晚期才真正使用,公共马车十七世纪才出现。在中国,陆上交通运输的情形基本欧洲类似,在上千年内都没有多少变化:水上运输是远距离交通运输的主体,水上运输能力颇为强劲。但凡沿江、沿河和靠海的地方,城市林立,经济贸易活跃。在欧洲,十八世纪的葡萄牙的货船最大载重可达2000吨,船员和旅客可达到800人。不过,即便如此,和当时的远洋运输的需求相比,也仍有相当的差距。毕竟,水运耗时太长。真正引发运输革命的,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第一列有轨火车的问世。可以这么说,有了蒸汽机车,交通运输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区域之间才真正实现了经济贸易的频繁交往。

  资源开发、殖民地拓展与资本主义本质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聚焦经济贸易。笔者认为,这两卷较之第一卷而言,侧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叙述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有所偏弱。这两卷中,笔者感兴趣的是有关采矿业和殖民地的研究。

  无论金属矿产和还是非金属矿产资源,对于工业制造来说,都至关重要。进入十五世纪之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工业制造对矿产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大。经营矿业,逐渐也成为热门的投资领域。然而,矿业开采前需要有地质勘探,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勘探也时常“放空炮”,但费用需要照常支付。其次,矿产的品相也不相同,如何找到优质的矿产,也就只能靠运气了。再次,矿产开采需要大量人力,这需要向工人支付酬金。然后是矿产开采存在风险,矿产深藏地下,最深的可达几百米,当时的矿业开采安全没有保障,若出现大的安全事故,对矿主而言也是致命的。最后是矿产的冶炼和运输,都需要巨大的开支。另外,矿产资源能带动经济发展,而对生态环境也将造成巨大的影响。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产生?一大原因在于英国有大量优质的煤炭资源,而煤炭资源又是内燃机的“粮食”。

  从十八世纪起,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大大提升后,就开启了一个向大自然不断索取资源的过程,这也是大自然一路遭受践踏的过程。时至今日,如何协调好资源、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依然还在摸索。

  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诸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从农业向工商业阶段迈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足了马力。由于欧洲多数国家自然资源贫乏,于是便凭借其军事力量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在这400年间,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陆陆续续在非洲、亚洲、南美洲,用武力夺得了大片殖民地,并且屠杀当地原住民,抢掠金银珠宝,贩卖黑人,实行关税保护制度,连打商业战争。而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则靠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积累了巨额资产。对此,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过深刻的批判:“资本主义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历史发展的复杂程度远超人们的预想,一个人或一群人、一种新技术或新发明、一个并不起眼的社会事件,往往在不经意中诱发历史的变革和转向,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潜伏其中,各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扑朔迷离。总体上来说,布罗代尔这部巨著是对400年世界经济史的一次大“素描”,对理性认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参考。但任何一部经典著作,都无法写透几百年历史中的各个角落,布罗代尔也不例外。

  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信仰、环境不同,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也各不相同,没有一套现成的、能照搬照抄的理论,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到经济社会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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