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粮食系统造就了世界日益严重的饥饿和肥胖。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让这个系统陷于颠覆的境地，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说明，最近几年的情况是未来困难的前奏。
|
|
| 作者：[英]拉吉·帕特尔 出版：东方出版社 |
我在本书中描述的是，全球粮食系统造就了世界日益严重的饥饿和肥胖。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让这个系统陷于颠覆的境地，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说明，最近几年的情况是未来困难的前奏。首先：气候问题。一系列的异常气候，极其强烈的暴雨、洪水和干旱导致2008年的人均粮食产量比2007年降低了1%。虽然没有单独一件气候事件可以归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但越来越多极端气候的出现，肯定与我们所了解的气候变化是一致的。气候变化在过去30多年间导致全球的小麦产量降低了5%，但之前没有气候变化学者预料到两者间的直接关系。
石油价格与2008年的饥饿有着直接关系。当石油价格升高时，经济增速会随之放缓，那些刚刚居于贫困线之上的人口便会坠入贫困线之下。在经济衰退期间，饥饿人口会增加，而目前的衰退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因此，营养不良和食物不安全将会持续存在。
石油价格也会对农民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石油价格升高时，柴油价格亦会随之升高——交通、农业机械和基础设施的成本亦然。天然气价格也会随之提高，由于肥料的主要原料是天然气，那么，肥料的价格也会随之升高。在2008年，其价格飙升期间，价格增幅最大的农业商品是肥料，自2007年8月至2008年，其价格飙升了一倍。
关于石油高价对粮食体系的影响，还有其他更加微妙的方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离任前签署的最后几部法律中，2000年的《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将“场外”衍生品交易员从政府规章制度中解放出来。在美国，负责规范这类交易的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已不再负责监督期货交易合同的交易。此举为金融企业开拓了一个新的美国版西大荒，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已被支出在那些能够成为商品的产品上，其中就包括粮食价格。
粮食期货合同不仅交易红火——粮食以商品期货投资组合的方式购入，比如高盛商品指数。通过构建一些与粮食本身毫无关系的金融工程，这些指数将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联系在一起。2008年，交易员擅自将商品指数基金的粮食价格提高。当石油价格泡沫在2008年年中破灭的时候，“热钱”放弃了石油，转移到了即使是在衰退时期也必不可少的一种商品——粮食上。
至于是否是投机家抬高了粮食价格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也有过较多的辩论。根据经济学模型的推理，在投机行为中不应该有任何不正当的利润，而是每一种成功的交易都会有其对应的失败交易。对于每一个开布加迪汽车的交易者，他的对手一定输得连上衣都没有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事实有一些不同。对于交易者来说，他们承认拿着粮食体系做赌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商品市场已经不如以前。两年来，现实辜负了经济学家们的期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粮食价格飙升背后的第二股力量是公众赞成，但却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戒掉石油的一项政策：生物燃料。这个名词更加准确的名称应为“农业燃料”——“生物”意为“赋予生命的”，被认为是对造成不幸的行业的不精确的称呼，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农作物被种植的目的不是为了向人类提供粮食，而是为了生火。玉米、甘蔗、麻风树和其他几种作物被种下，以供加工成乙醇。欧盟和美国政府通过立法和补贴来刺激这一市场。此举鼓励了全球农民对庄稼种植的热情——尤其是玉米——因为这些庄稼可以被转化成乙醇，成为世界最富有消费者的汽油箱。
在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上，被转化为燃料基地的土地推高了其他种类玉米和谷物的价格。很少有很好的环境原因能够促使“玉米至乙醇”行业的发展。尽管玉米是可再生的，却不可持续发展。生产柴油所需的能量要多于燃烧柴油产生的能量。但在美国2008年的选举年，用美国玉米转化的乙醇要比用阿拉伯石油更好。因此，玉米的价格随之升高。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出，农业燃料对粮食价格暴涨的贡献是15%。世界银行指出，这一数字应该是75%。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数字判断更为合理。
在我撰写本书之时，全球的第70亿个公民已经出生，好像是在南非的一个城市。人口增长被认为是粮食价格上升背后的一个原因。乔治·布什本人在一份充满争议的对全球粮食价格危机的解释中指出：
世界越是繁荣，机会就越多。但是，需求也因此而增加。例如，正如你的一个有趣的想法，在印度，有3.5亿人被划为中产阶级。这个人数高于美国的中产阶级，甚至高于美国的全部人口。当你变得富有时，你会开始对营养和食物有更高的要求。因此，需求会更多，这就导致了价格的上升。
小布什总统对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做出了过高的估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提出，这个数字接近5000万。这并不是说，印度人口的一大部分决定把他们的印度教丢进风中而对汉堡包大快朵颐。印度的肉类人均消费量仍然比美国少20倍，而且其增速也相对较低。印度的粮食进口量也相对较小，因而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要远小于布什总统所猜测的。如果这里有一点合理之处，那就是：西式饮食正在造成“营养转型”，因而，对肉类的需求更高。这肯定就是食物体系不平等的一个长期诱因，因此，它是引发担忧的慢性诱因，而不是急性诱因。并非这些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这个食物体系的消费方式，因为该方式让人们很少能够吃得健康，许多人都吃得不够健康，更多的人则完全无饭可吃。
一些国家的政府努力延迟这场危机的最坏影响，因而做出快速反应来保护他们的公民。在全球经济中，一国政府在全球市场上会对其他所有国家在所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这正是麻烦之所在。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印度和泰国2007年10月宣布，他们将减少对全球市场的贡献。为了对大米价格的升高做出反应，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菲律宾试图于2007年4月中旬在开放市场上买入50万吨大米。但没有大米供应商做出回应。所以，该国政府于5月份试图买入65万吨大米，将大米价格抬高至每吨900美元以上（1月时，大米价格还不足400美元/吨）。同样地，为了对发生在谷物生产带上的大火做出回应，俄罗斯政府宣布将暂停小麦出口——这项政策对俄罗斯的粮食生产商和消费者都极有利——结果是，莫桑比克就发生了多场粮食暴乱。
每一场农业危机都是一次机会，尽管有许多解决方案可供采用。第一个解决方案是重新推出转基因作物。在2009年11月的全球粮食安全峰会声明中，全球各国领导人声称，他们为日益严重的饥饿而“担忧”，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孟山都公司的要求进行的，并在宣言中说，要坚持“致力于调动提高生产力所需的资源，包括重新评价、审批和改良生物技术”。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传统作物的转基因改良几乎没有任何进步，但掌握这项技术的公司在政府和公民社会高层依旧有着良好的关系。包括以363亿美元捐款而位居世界第一的盖茨基金会在内的慈善基金会拥有转基因粮食的拥趸，并且对孟山都公司有不少捐助。
各国政府也已认识到，他们将会需要土地，让他们的客户和人民有地方来种植庄稼。基于这个认识，全球农业用地价格随之暴涨。有灌水设施的土地最便宜的在非洲，当然，全球各国对非洲土地的争夺一直异常激烈。美国在非洲建立起一个军事部署——美国非洲司令部（AFRICOM）——以保护它在非洲的资源利益。亚洲的一些私人公司也试图在非洲留下他们的印记。韩国的大宇公司（Daewoo）与马达加斯加签订了一个协议，获取了13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满足韩国市场的需要。这些土地是免费送给大宇公司使用的，而大宇公司给马达加斯加的礼物，则是雇用当地人来耕作土地。部分原因是这桩交易本身的不公平，而马达加斯加政府在签订了这份协议之后就被推倒。但被卷入土地争夺的不仅仅是韩国的资本家。来自印度、中国、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公司和政府都把资金投到了世界贫困地区，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下面的地下水都可以以区区几美元的价格轻易拿到手。在非洲，相当于法国全部国土面积的5600万公顷中的大部分于2009年被外国人攫取。这还不包括当地有钱人从穷人手中夺取的更大面积的耕地。这一轮新的土地争夺不仅包括非洲的土地，还包括穷人的资源，引起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资源冲突，这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识过的。
当然，这个悲剧是，解决饥饿问题的可持续方案原本就在我们的笔尖下。比如，如果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与气候变化做斗争，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到，位于美国的罗岱尔有机研究所（Rodale Institue）宣布，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如何改善我们的土壤和有机耕种，世界碳排放的40%将会被自动减排。粮食政策委员会在北美各大城市和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厄瓜多尔、马里、尼泊尔都把粮食主权当作国家政策的目标。
在应对超重和肥胖的严重情况问题上，各个国家的立场也很一致。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截至2015年，全世界23亿成年人将会超重。当然，在全球范围内，消费者对当地食品和当季食品越来越喜欢了，这一趋势阻止了粮食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消费者认识到，他们已不仅仅是消费者。在美国旧金山，当地政府已同意禁止引进开心乐园玩具餐，以此帮助父母把他们的孩子们从快餐行业的营销迷局中拉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是却使得快餐行业仓促地阻止其他州相似的立法，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个公民行动中看出冰山一角。
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领导者不可能提供我们许多人所要求的那种粮食体系变革，但当前的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促成变革的机会。当企业农业依赖于21世纪短缺的东西——可靠的水资源、便宜的化石燃料、可预测的气候——我们知道，农业生态技术在解决气候变化方面更加稳健，也更加运用自如。“农民之路”之类的农民运动是这类技术创新的最前沿，它指出“小小农民使这个地球变得凉爽”。的确如此，这些结论在国际银行资助的一项国际高水平研究中得以支持——国际农业知识评价和发展科学与技术。但是，在报告中，同行评论了分析数据，但后来被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否定，理由是他们对转基因作物和企业农业的热情不高。
在全球范围内，反对粮食高价的抗议各地都是。“阿拉伯之春”追随了针对始于2008年的农业价格飞涨的抗议。在有些地方，抗议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迫使政府修改其农业政策。比如，2010年，在莫桑比克，政府撤销了面包涨价30%的政策。这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叛乱”还远不能结束，而且有组织的反抗活动确实能够奏效。
我希望，《粮食战争》的未来版本能够回顾21世纪的前10年——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也是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时代的开始。在占领华尔街抗议爆发之时和进一步建立为期10年的粮食主权运动之时，当我在撰写本书时，一个好消息是，许多人正在成为历史的亲笔书写者，而不再是历史的袖手旁观者。
（本文为《粮食：时代的大矛盾》再版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