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采写稿件，我们在近一年里，多次踏上中国贫瘠的土地。最初满眼看到的皆是平凡。

　　然而，随着一个个故事与细节被挖掘再挖掘，背后内涵不断丰富再丰富，越来越感触到在这个没有硝烟的中国反贫困战场，我们最终被贯穿其中的信念与力量打动着、震撼着……

　　在这些地方，有的无论怎样辛苦耕种都“不出种”，有的甚至寸草不生，却让人感受有太多东西每时每刻都在坚韧挺拔生长着。

　　（一）

　　入夜，贵州省武陵山腹地一口刀村，易地扶贫搬迁动员会在持续，村民们点起了火把。军人出身的第一书记肖涵说，他感觉回到了军营，回到了战场。

　　在平原地区长大，走进这样一个西南地区的悬崖村，感受特别。最低处的村小组，如一个“锅底”，被山紧紧环绕，头顶的天只有一小块，无法想象在这里长大会是怎样的生命体验。最高处的村小组，想要抄近路，需在峭壁上爬。

　　举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巴掌大石缝也要栽下一棵玉米苗；34户村民轮流耕种1.5亩水田；牛都无法实现耕种，只能依靠一把锄头……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易地扶贫搬迁是出路。

　　于是，带着被条、猪油、斗篷等，乡亲们坐着船在滚滚乌江水上逆流而上，彻底搬离困住他们的大山。

　　望着这般景象，肖涵告诉我们，千百年前，这个村子的先辈很可能也是这般顺江而来，为躲避战乱、饥荒住进与世隔绝的大山。

　　那一刻，似乎能感触到这场从历史中走来的反贫困斗争又是在如何创造历史。

　　（二）

　　为了解云南直过民族——拉祜族支系苦聪人，我们采访了很多、查阅了很多。

　　车行在滇西边境山区，到处是郁郁葱葱的芭蕉林，这里自然禀赋不差，一座座红色房子在半山腰整齐排列，政府持续帮扶，他们脱贫究竟难在何处？

　　1959年新华社播发的通讯《苦聪人有了太阳》中，描写了苦聪人刚被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到的细节：“那时，苦聪兄弟不敢出林到市场交易，从小赤身裸体，长大后为了遮羞，就用树叶围在腰间或把兽皮披在身上。只有少数胆大的人才敢背着松鼠、鹿茸和编的竹器去向附近的哈尼人或傣家换件旧衣裳。”

　　短短60多年，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千年一瞬的滋味我们绝对无法体会，但渐渐体会到扶贫干部的难。

　　在偏远村寨苏鲁村，没人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急得不得了的扶贫干部给村民们送来一台台34英寸彩电，为的是让收了电视的家长能让家中孩子去读书。终于，村里有了第一批学生，孩子们一点点发生变化。

　　很多扶贫干部坦言，扶贫走到今天，最难改变的在思想观念领域。

　　一口刀村与苦聪人寨子相隔1000余公里，一个因自然环境而穷，一个因思想观念而穷，两种不一样的贫困，折射出偌大中国，反贫困斗争多么艰难。

　　（三）

　　扶贫调研中，采访了很多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他们大多风尘仆仆，鞋上沾满泥土，我们听到很多关于鞋子的故事。

　　晴天调研的胶鞋、雨天调研的雨鞋、进城开会的皮鞋——一些干部常备这三双鞋，被称为“三鞋”干部。他们以“三鞋”出征，这甚至被称作他们在脱贫攻坚战中的“绝技”。

　　还有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姜仕坤那只磨破的鞋，一次下乡回来，疲惫的他抬起腿架在凳子上休息，同事们全笑了，他皮鞋底磨出一个大洞，脚底板露出一块，他浑然不知。常年高负荷工作，姜仕坤最终倒在脱贫攻坚征途上。

　　四川南充市李家坝村原村支书李和林，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与死神竞速般高强度工作，家中却一贫如洗，直到去世那一年，一生中最贵的鞋才终于在妻子劝说下穿上，花了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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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双脚丈量最贫瘠、最艰险的土地，共产党员踏出一个个共赴使命的印记。

　　（四）

　　中国扶贫看贵州，贵州扶贫看毕节，毕节扶贫看威宁。当我们踏上威宁土地，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几位年轻干部。

　　85后副镇长陶凯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我们脑海中曾问：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工作？

　　陶凯说，他看到微信朋友圈里同学们晒北京、上海的生活，也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陶凯讲了个故事，他去看望一个贫困的老奶奶，她家里不剩几个洋芋，但仍烤给他吃。他落泪了，一刹那觉得一切选择与付出“值了”。

　　陶凯有一次去省里开会，以前穷地儿来的干部，常闷头坐在角落里。可这次会上，很多人向他聚来，说威宁是扶贫重地，能在那里工作一定是有能力、组织上看重的人。他觉得很光荣。

　　在五星村，我们还认识了村里最年轻的扶贫工作队队员陈永鹏，不到30岁。

　　初到村子，饱含热情的他走进老乡家，就要查户口填表，面对这个陌生的年轻人，老乡们警惕地说“我们家没有牛！”“可我明明看到有牛圈？”……

　　在村干部、队长帮助下，陈永鹏凭借养殖上的特长，逐渐被村里人认可，再进老乡家，先说“您家牛快下崽了，别喂太饱”“别忘了给牛打预防针”……

　　在田间地头、在老乡家里……省、县、镇派到贫困地区的年轻干部在这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中历练并成长，他们将收获人生与工作的宝贵财富。

　　（五）

　　初次接触张贵玲，只觉得她应该就是通过改变种植结构，实现脱贫中的普通一员。直到了解到曾作为贫困户的她，搭上全家积蓄，成为河南兰考县杜寨村最早建大棚种哈密瓜的人，对她的认识瞬间改变。

　　一万三千元，对家中老公公常年抱病、两个孩子还在上学的家庭来说，是全部。在这个乡亲们想都不想就在地里种上小麦和玉米的村子里，是什么让她和丈夫倾其所有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一定是对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

　　于是，张贵玲和丈夫有了一个又一个宝贝——哈密瓜。在村干部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经历了黄叶与病虫害不断等的种种心灵煎熬、剪枝时需用医用剪刀防止细菌进入等种种知识刷新后，张贵玲实现了增收脱贫。

　　如今，在张贵玲的带动下，乡亲们发动起来，村里建成哈密瓜大棚234座，24户贫困户因此稳定脱贫。

　　《平凡的世界》曾有句话：“在我们亲爱的土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默默地开放在荒山野地里。”

　　我们采访过背背篓，挣钱回乡修路的“背篓哥”杨文学，也熟悉为走出大山，与乡亲们用双手“锄”出一条凿洞的“女愚公”邓迎香，他们的故事震撼人心。但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每天都在讲述张贵玲们的平凡故事，迸发的力量同样让人动容。

　　（六）

　　走进河南兰考县王岗村，一个路口屋墙上贴着这样的“村规民约”：“红白事不得超过六个盘，另外一碗大锅菜”“红白事用酒标准每瓶不得超过30元；用烟标准每盒不得超过15元，每桌一盒”……

　　熟悉扶贫的人都知道，致贫原因有一条叫“因婚”。

　　在一些农村地方，红白事大肆兴办并不罕见，一些老乡会说，祖上、祖祖上就这么办，要不多没面子。但这却成为扶贫中的一个大障碍。

　　王岗村成立了红白事理事会，村干部带头执行，谁家要办事了，村干部到场主持，给办事方撑脸面，告诉大家不是办事方小气，是理事会的规定，村民们都很满意。

　　“村规民约”在越来越多山村里实行，一个乡干部告诉我们，“村规民约”实行7个月，全乡省了1200万元，相当于一年医疗报销费总和，相当于给群众增收。

　　千年陋习，终被破除，折射出中国农村正发生的历史性大变局。

　　位于吕梁山区的山西省岢岚县黑峪村“第一书记”葛爱萍（左三）在和村干部商议电商团购活动的具体安排（2017年3月1日摄）。28岁的葛爱萍两年前从县委宣传部来到黑峪村，成为这个小山村的脱贫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