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全民福利国家,发展模式和福利政策体系在赢得大量肯定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争议。通常,对之提出质疑的理由主要是,高福利、普遍福利会导致公共财政体系不堪重负,而因此造成的高税率又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组合很多情况下难以维系,因为企业可以选择在低税率国家注册。
如果进一步梳理,还能列出许多质疑理由,包括:高福利政策很可能是“过度的慷慨”,会削弱劳动者的工作热情,“日益缺乏对自身行为的责任感”——哈贝马斯就曾指出,福利国家让公民对市场的依赖,被转为对国家的依赖,会将个人规划整合为由政府满足生命各个阶段可能的所有需求的、没有主体性的、也不要团结关系的个体;高福利国家的政策建立在统一的标准化方案的基础之上,尽管相关国家探索了福利供给的个性化,但程度上非常有限。正是因此,瑞典为代表的全民福利国家,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医疗保障和服务近年来相比过去已经日益缩减,部分是因为近年来的意识形态观念革命,部分则是因为这些国家也面临拮据的财政状况。
瑞典政治学家、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博·罗斯坦曾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做访问学者,致力于研究如何创造并保持高质量的政治制度以及政府质量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博·罗斯坦所著的《正义的制度:全民福利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逻辑》,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解读了近年来政治学界、经济学界有关全民福利国家的批判意见,分析了高福利政策体系的利弊,还原了瑞典等国家全民福利制度的设计理念、效用与缺陷,为全民福利制度发表了至关重要的辩护,回击了过度夸大高福利政策所存弊病的意见。
全书开篇即强调指出,学界(包括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经常会举出一些公共计划失败的案例(来说明政府行为的局限性,证明国家不能够做些什么),认为这样的案例及解读说明仅仅停留在细节性的案例分析,很多情况下抽离了某项政策的特定环境,以及这样的政策推行中受到促进或阻碍的其他要素。博·罗斯坦评述了罗尔斯、戴维·米勒、G.A.科恩、布鲁斯·C.阿克曼等学者有关平等问题的观念,指出以合理性和效率观念为基础的实证分析,不应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单一基础。
全民福利国家究竟是不是批评学者指称的“利维坦”,一方面“限制公民对个人自由和自我决定的追求,所谓的生活保障也只不过更多地培养了某种习得性的无助感”,另一方面通过高赋税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主权?书作者指出,人们往往希望国家同时遵循两项原则,即国家中立和个人自主性原则——问题是,对于国家中立原则的解读,存在分歧,所谓中立,究竟是否包括关怀,究竟是坐视公民尤其是弱势公民的不利发展处境,“尊重”一切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还是说首先考虑“善的生活”,确保公民具备自主能力、能够形成自己的意见。全民福利制度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福利,每个人的额度都相同,而是要本着“同等关怀和尊重”对于弱势群体伸出援手,体现对于不平等的纠正和弥补。
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美国等工业化国家,“伟大社会”计划的推行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而诸多二战后独立建国的新兴民族国家,在工业化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下,迎来了难堪的发展失败。这使得不少学者转而批判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并挖掘出了多个批判角度,包括公共政策推行中,主管部门很可能被俘获等。博·罗斯坦说,对公共政策的批评分析,很多时候停留在专门挖掘那些失败的公共项目,旨在验证公共政策的不可行性证据,其实这就跟任何市场中创业企业的高失败率推导出市场无效、创业毫无意义的结论一样荒谬。书中深入分析了公共政策的可行推进方式,强调了政策设计、执行、合法性论证等环节需要注重的原则,指出国家能力受到政策理论不确定性的程度、弥补这种不确定性的适应性和学习型组织形成的程度、在执行阶段合法化措施能够适用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推行福利制度尤其是高福利制度的可行性和持续性,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公平性,国家还需要说服公民相信其他人遵从、以自愿或特定方式为政策作出贡献的可能性。
这本书还提出,全民福利国家在政治和道德上拥有足以自洽的逻辑。尽管通常认为,社会下层阶级交税较少而需要更多帮助,但在瑞典等国家,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政党长期执政,福利政策延续的政纲也获得了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这可以被认为是中产阶级选民相信福利政策尽管厚待了下层阶级,但给予中产阶级的福利回报以及社会安定等方面的支持,并不低于其付出。而从道德上来看,瑞典等国家的福利政策具有显著的普遍性特征,体现出了正义的实质功能,还因为其普遍性,避免了福利部门在选择性福利项目的操作中可能出现的腐败。
全书第七章讨论了瑞典等国家的全民福利制度与公民自治的关系,以瑞典与美国的对比指出,前者通过普遍性福利制度增进了公民尤其是贫民的福祉,而后者推行的选择性福利制度,让贫民脱贫的概率更小且更不容易获得社会接纳和支持,就更不可能走向所谓的公民社会、公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