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甲盘是传世的国宝重器，出土于宋代，南宋时藏于绍兴内府，南宋末年战乱，此盘流出内府，逐渐不为人知，遂湮灭无闻。元代流落民间，大书法家、鉴藏家鲜于枢在僚属李顺父家发现此盘，已被其家人折断盘足，以作炊饼用具。哲人识宝，遂与收藏，兮甲盘重放光彩。清代又入保定官库。清代末年，辗转落入著名收藏家陈介祺之手，之后失踪，不知收藏所在。

　　真器下落不明，于是赝品时有出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传闻日本书道博物馆收藏有兮甲盘。然而，经多位专家鉴定，令人失望，这是一件民国时期伪造的兮甲盘。八十年代，又传香港中文大学也有一件兮甲盘，后经专家鉴定，发现这件所谓的兮甲盘，盘体确是周代的真品，但盘中的铭文却是后人伪作，是依据《三代吉金文存》兮甲盘铭文拓本用强酸腐蚀而成，字口风韵与陈氏的原始拓本相差甚远，也是一件赝品。

　　2014年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湖北）文化艺术品博览会展出一件兮甲盘，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邀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数位专家进行鉴定，笔者有幸参加。经鉴定，不论从形制、纹饰、皮壳锈色、铸造遗痕，以及铭文书体，都可以确定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赫赫有名的西周重器兮甲盘的真品，特别是这件兮甲盘铭文拓本与陈介祺的原始拓本丝毫不差。兮甲盘真器的重现，是学术界和收藏界的一件盛事，我们率先目睹了这件国宝的光辉风序。

　　兮甲盘，现高11.7厘米、直径47厘米。敞口浅腹，窄沿方唇，内底微向下凹，一对附耳高出盘口，两耳各有一对横梁与盘沿连接，圈足残缺。腹部饰窃曲纹，耳内外均饰重环纹，简洁朴实。

　　兮甲盘的造型、纹饰简洁，其内底133字的长篇铭文，内容十分丰富，价值弥足珍贵。铭文记录有西周王朝与玁狁的战争，与南淮夷的贡赋关系，诏令诸侯百姓进行贸易的命令等，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反映了很多典籍中久已缺载的历史事实，更是十分宝贵。不论是文体还是内容在西周金文中都不多见，这是历代收藏家所看重之处。

　　铭文大意是说：在周宣王五年三月，国王亲自率兵讨伐玁狁，兮甲随王出征，杀敌执俘，荣立战功，宣王赏赐给兮甲马四匹车一辆。又命令兮甲掌管成周及四方的交纳粮赋。南淮夷本来就是顺从周王朝的贡纳之臣，不敢不缴纳贡赋，不敢不运送通商货物，否则将兴兵讨伐。凡属南淮夷来的人，必须到指定的地方留住；做买卖的商人，必须到政府管理的市场营业，胆敢不服从周王的命令，则受刑罚处置。周王朝属下的诸侯、百姓做买卖，胆敢不到市场上去，胆敢擅自接纳蛮夷的奸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铭文中的兮甲，亦称兮伯吉父、兮吉父、伯吉父。该人名甲，字吉父，“兮”是其氏称，“伯”是其在兄弟间的排行。该人是周宣王时期的重臣，也就是《诗·小雅·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中的吉甫，“甫”与“父”字相通。《竹书纪年》和《书序》又称为“尹吉甫”。“尹”是其官职。“甲”是天干的开始，“吉”也有始义。名与字含义相同，两相呼应。

　　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辅弼大臣，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业，是对华夏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又是确凿可信的西周大诗人。《诗·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都是他的作品。他的多篇政治抒情诗，或誉或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相当成熟，比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要早四百多年。

　　尹吉甫的青铜器，历代出土甚多，最著名的除兮甲盘外，见于著录的还有清代出土的兮吉父簋，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的兮伯吉父盨盖，1940年陕西扶风县任家村铜器窖藏出土的吉父鼎、善夫吉父鼎，善夫吉父鬲（10件）、善夫吉父簠、善夫吉父盂、善夫吉父　（2件），1972年陕西扶风县北桥村铜器窖藏出土的伯吉父鼎、伯吉父簋和伯吉父匜等。

　　兮甲盘自宋元以来，有宋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元鲜于枢的《困学斋杂录》、清代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近代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周金文集成》、严一萍的《金文总集》、吴镇烽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等35种图书著录，方浚益、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李学勤、连劭名等十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考释，足见其重要程度。

　　总之，兮甲盘是迄今所见传世青铜器中，流传年代最久远的国宝重器，从宋代至今，屡遭不幸，时隐时现，实属不易。它是汉代到宋代其间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唯一流传至今的一件瑰宝。兮甲盘铸造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年代明确，铭文所记内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齐全，涉及的人物为周宣王及其重臣尹吉甫，涉及的事件包括宣王伐玁狁的战争、尹吉甫司政成周及四方绩，以及贸易管理等，对于研究西周王朝与北方玁狁、南方淮夷等少数部族的关系，西周的赋税制度、市场管理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正如王国维所说：“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鼎之上。”（作者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青铜器鉴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