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提出，国资委要“牵头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实施资本运作”，调整优化国资监管职能，加快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表示，目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原有2家试点的基础上，扩展到了10家。从试点的效果看，经过逐步摸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侧重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侧重提升商业类企业的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轮廓显现
2014年中粮集团和国开投为首批两家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2016年又扩展了6家试点企业，目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已经可以总结出相关的阶段性经验。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是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转变国资监管职能的重要抓手。
周丽莎分析称，从战略定位看，都扩展了新产业，退出非核心产业，重组整合了产业，实现产业聚集和产权流转。中粮集团通过产融结合提高服务业务主业的能力，地产业务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资本结构提升盈利水平服务主业发展，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淘汰退出非主业不良资产。国投退出了煤炭产业，新建了先进制造业。
从管控模式看，都是三级管理架构、实行战略管控为主，按照“小总部、大产业”的原则，梳理、清晰界定总部、子公司的权责界限，建立精干、规范、高效的组织机构和决策体系。周丽莎表示，国投总部由原来的14个部门减至9个，更强调集团的投资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具体的产业运营则主要由控股、参股的产业集团去承担，并使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中粮总部员工从610人减至240人以内，形成了“集团总部资本层—专业化公司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三级管控架构。
此外，还搭建了国有资本投资平台，主要有金控公司、产业基金平台、金控公司+产业基金、分散型金融板块等模式。据周丽莎介绍，所谓的金控公司+产业基金模式，即成立专门的金控公司，同时成立相关产业基金，这类企业的产融结合业务能力很强；例如：国投集团、招商局集团；而金控公司模式，是成立专门的金控公司，在此公司下进行相关的投融资业务，这类企业的产融结合能力较强，例如：中交集团、宝武钢；分散型金融板块模式，则是基于原有的金融业务进行平台搭建，这类企业具有一定的产融结合能力，例如：中粮集团、五矿集团、保利集团。
专家建议加快改组组建步伐
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2017年改组组建的步伐势必加快推进。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一阶段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密集调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便可见一斑。
然而，李东红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从目前试点的探索来看，在改组或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过程中，国务院国资委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运营方式与监管模式还尚未成熟、定型，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因此，要加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组组建步伐，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的运营机制与监管方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周丽莎看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本的平台公司。对这两类公司的管理，应通过建立具体目标合约和公司治理渠道来管理。
周丽莎建议，在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监管方式上，国务院国资委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完善：第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组建适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点的董事会；第二，建立授权体系。要做实做强董事会，要将向董事会授予业绩考核、经营层的市场化选聘等部分出资人权力和管理权授予两类公司；第三，要调整考核指标和方法，根据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关键考核指标；第四，强化审计监督，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行审计，对运作合规性、资产状况和运作效率进行监督。
通过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的机制
而在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运营机制改革方向上，周丽莎则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建立适应市场、激发活力、管理有效、监督到位的体制机制。
周丽莎告诉记者，“一是要按照‘小总部、大产业’的原则，重新梳理、清晰界定总部、子公司的权责界限，建立精干、规范、高效的组织机构和决策体系；二是确立子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党组织的作用；三是稳妥推进全资子公司股权多元化改革，推行职业经理人改革试点；四是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看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没有成熟的模式和经验，不可能一蹴而就。
“国资委将进一步明确运营公司定位和工作思路，要以优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为目标，指导和推动结构调整基金开展资本运作。”肖亚庆称，“企业则要根据企业、行业不同特点，坚持问题导向，哪里问题突出改哪里，最大限度地提升试点效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