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美国又一次陷入金融恐慌，再度仰赖摩根伸出的援手，才得以让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回复正常。建立美国的中央银行，进而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被提上日程。美国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牵头起草了一份计划，建议构建不同于欧洲国家央行模式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设立私营化的美联储。这份计划不出意料的获得了当时最具权势的银行家詹姆斯、斯蒂尔曼、威廉·洛克菲勒和J.P.摩根的支持。

　　奥尔德里奇计划推出后，获得了很多支持，如1909-1913年在任总统塔夫脱的力挺，但声望卓著的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1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在参选中，对于该计划给予了猛烈抨击，宣称应当由政府而不是饱受诟病的金融托拉斯来控制美国的金融体系。

　　但美国的银行家对于奥尔德里奇计划能否如期通过并不感到担忧。威尔逊参选中摆出对抗金融托拉斯的姿态，跟96年之后的奥巴马、104年之后的特朗普选择的参选策略如出一辙。奥巴马卸任后，被公认为一个世纪以来对待银行家最为友好的美国总统，虽然他参选时口口声声说过制造了金融危机的银行家拿到巨额奖金，是国家的巨大耻辱。威尔逊批评奥尔德里奇计划，目的在于讨好选民，竞选期间的最大赞助者就是银行家雅各布·希夫，他当选后不仅很快批准了该计划，而且还提拔了雅各布·希夫的门徒保罗·沃伯格为新成立的美联储的委员。

　　美国DEMOS智库高级研究员、华尔街投行前高管、记者诺美·普林斯所著的《献金政治：总统背后的银行家》一书，近日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回顾了1913-2016年，即威尔逊至奥巴马的总统任期期间，美国金融托拉斯如何逐步加深对美国政治议程、政府运作的渗透，最终建立起奥巴马曾抨击过的华尔街-华盛顿权力“小圈子”。《献金政治：总统背后的银行家》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国内广受欢迎，被评价为现实版的《纸牌屋》，非常清楚的揭示了美国金融政治的深层次奥秘，“又对银行业与公共政策交叉领域的诸多细节了如指掌”，有助于读者理解“白宫和华尔街之间共生共存、偶尔相互攻讦的关系”。

　　全书导言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巨头替代过去的工业大亨成为美国经济和权力的新象征，这是趋势所在，也将因此产生重大影响。银行家通过新获取的权力，加快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进程。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1907年金融萧条，就在于银行家有意显露他们对于美国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也是对于进步主义改革（核心在于解除垄断）的强势反击。

　　美联储成立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的前中期，美国没有卷入战争，威尔逊政府竭力扩大美国银行家对于欧洲的影响力。书中写道，当美国对德宣战的姿态已经明了，需要通过委托银行家发债的方式筹措战争经费的时候，大批公众购买了债券，“无意中创造了新一代美国投资人群体”，他们会在接下来的10多年时间内通过美国股市投资赚得盆满钵满，又将在1929年的金融危机中彻底破产。

　　美国银行家阶层在一战后相比之前，更为紧密的卷入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和解倡导，其实就嵌入了美国银行家争取更开放金融竞争环境的诉求。而在威尔逊之后的哈定、柯立芝、胡佛三任共和党总统在职期间，银行家阶层鼓励政府尽可能缩减进步主义改革期间建立的管制措施——这种调整很快换来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就像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里根至克林顿三任总统的减税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般，但繁荣并非毫无代价，金融业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更加热衷于冒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书中特意提到，在1924年，摩根家族的掌舵者杰克·摩根曾发表了平生首次公开演讲，呼吁银行家遵守职业道德标准，“永远不要为了更快地实现你所追求的目标而去做你不赞同的事”，可惜的是，他的同行根本没有意愿听从这番话。

　　《献金政治：总统背后的银行家》书中的一大看点是，回顾了美国银行家阶层通过发挥市场调节机制，来应对1929年大萧条的过程。银行家20多年前在J.P.摩根率领下成功救市，自然也希望尽量避免政府介入，再次通过银行家的努力来挽回局面。在银行家的指挥下，美联储也采取了对应的调节努力。书中指出，正是因为银行家公开为金融体系背书，在当时才吸引了更多人进入不稳定的市场，继而造成了之后更大的损失，导致罗斯福上任后不得不尽快采用整肃措施，以更加明确的政府干预来挽回局面。

　　罗斯福新政推出后，引发了美国保守主义阶层包括银行家的强烈不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更是激化了彼此矛盾，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双方关系已经有所弥合。这番和解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将很快加入二战，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战争融资。而在二战结束前，美国已经开始借助其压倒性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成功的迫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接受美国银行家阶层掌控全球金融霸权的事实。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还是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理解为为美国银行家量身定做的支持政策。美国银行家抓住了机遇，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二战后大量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发放贷款，并由此排斥了传统的欧洲银行家势力；而在美国国内，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加快，消费主义潮流再度袭来。

　　20世纪60-70年代，银行家与美国政治家、美国政府之间一度关系紧张。银行家以担忧通货膨胀为由，反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推行的社会建设计划，到后来因为越南战争造成在美国的外国投资流失而滑向反战的一方，到了1973年，银行家集团为了保住石油利益而要求美国政府暂停援助以色列（尼克松政府仍然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选择了援助以色列）。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国王外逃，美国大使馆人员被伊朗革命政府扣押，洛克菲勒家族无条件的站在了伊朗国王一方，率先冻结了伊朗在美国金融机构中的资产，从而让事态变得更加危急，也直接导致了卡特在与里根的对决中狼狈出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市场景气指数如何，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联盟关系都在不断加深，从里根政府邀请美林银行主席唐纳德·里甘出任财政部长开始，不断有华尔街投行的头面人物加入美国政府，几乎垄断了财政部长等要职。书中不无讥讽的指出，里根政府甚至还选择了在J.P.摩根长期工作、以打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设立的金融业分业运营限制的格林斯潘，替代相对而言更加谨慎务实的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更大的影响力，更加直接的权力，让华尔街对于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显得不可动摇，尽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度重创了华尔街的公众信誉，但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中掌控经济权柄、直接实施政府救市计划的要员，依然来自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