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一个近代以来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和政治概念，甚至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地区组织、城市的主要功能。如果说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增长”概念，近年来已经比较充分的暴露出其不足，那么围绕“发展”所展开的检视与反省还远远不够。

　　政府或民间提出的一连串发展计划，肩负发展重任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的发展部门，各式各样的发展研究机构，为世人所熟知。兴建交通设施，编制预算开展集中项目投资，建造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立工厂，采伐森林、绿化沙漠、淡化海水，提供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推进贸易自动化，等等，这些人类活动方式都可以用发展的名义来进行。那么，究竟“发展”是什么？

　　瑞士学者、日内瓦高等发展研究院荣誉教授、后发展理论思想领袖、发展概念和实践研究的奠基人吉尔贝·李斯特归纳经济学及各种发展理论，阐释了发展概念的基本要素。首先，发展由有时表面上矛盾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组成，比如，既可能是有利于贸易的政策，也可能表现为限制贸易的政策；其次，保障社会再生产；第三，普遍地强制改造和破坏自然环境；第四，将社会范围中非商品化的物品、关系、服务方式，进行商品化；第五，希望不断增多，也就是说，发展要求增长必须持续化，这正是各种发展战略的核心所在；第六，通过交换来满足有支付前提的需求。

　　吉尔贝·李斯特说，发展事实上成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宗教，导致了相当程度上的迷信和盲从。他所著的《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一书2001年推出初版后，在全球许多国家引发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热议，被认为是促成各国对于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进行反思的重要推手。这本书的最新修订版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引进出版。

　　《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这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发展概念、理念作为一种西方式话语的起源。第二部分则回溯二战后正式的发展概念、发展经济学的提出。第三部分讨论近年来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围绕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学展开的激辩，阐述后发展理论，提出超越发展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思路。

　　书作者指出，发展概念在现代正式成型，但其概念基础在西方历史的很长时间内就绵延不绝。亚里士多德确立的科学方法，就是将事物“自然”发生和生长，定义为发展，并进行具体的测量。启蒙运动鼓励人们充分发挥科学与理性的力量，将阻碍认识进步的唯一东西定义为迷信和专制主义，也就是说，后二者被打翻之后，就会迎来知识、科学和经济的黄金岁月。吉尔贝·李斯特说，“社会、认识和财富的‘发展’符合于奠定了某种大叙事的可能性的自我运动的‘自我’法则，这种观念深入西方主流思想的核心”。亚当·斯密也因此认为，“富足的进步过程”被认为是“由人的天然习性所强化的需要普遍确立的事物的秩序”。

　　到了19世纪，进步论随着社会进化论的流行而更加深入人心，这种理论甚至被用来解释为何西方工业国家会在近代之后走向富强，而亚非拉庞大地区却只能积贫积弱。发展就是进步，这样的观念被提升为普世真理，并由此塑造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二战后走向新兴独立的国家）的整整几代精英。不仅如此，19世纪这样一个被历史学家称为殖民世纪的100年里，英国、法国等工业国家在殖民地还进行了发展实验。

　　二战结束后，尽管冷战开启，但苏东集团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却进入了一个充分实践发展概念的时期。美国总统杜鲁门1948年提出“第四点计划”，即用美国的资金、技术再加上发展经济学为内核的政策框架，帮助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杜鲁门还发明了“欠发达”的概念。发展经济学政策的推行目的，当然是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的（与苏联竞争，并竭力削弱欧洲国家对于原殖民地的影响力），但最为重要的影响还是推动亚非拉国家建立起接纳发展概念、发展经济学政策内容的发展方式。书中谈到，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本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召开的不结盟会议，但这次会议的核心议程却不仅仅包括倡导亚非国家独立于美苏两极之外，而且还提出了诸多的发展政策建议。

　　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高潮。一方面，一些新兴民族国家通过二战后的和平发展，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家面貌，增强了国家实力，提供了民生服务保障。另一方面，美国和欧洲工业国家开始陷入经济萧条，在中东产油国的禁运压力下更显疲敝。这段时期，也因此提出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诉求。

　　然而，风向很快就被强力逆转。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走出了经济颓势，欧洲国家也迎来了再次振兴，反倒是第三世界国家阵营中出现了分化。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减少对新兴国家的发展援助后，以及后者几十年来斥资负债开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面临难以运转等问题的情况下，发展这一“灵丹妙药”似乎失去了其效用。而与之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问题，即发展需要弥补环境成本，发展被重新描述为“可持续发展”，这本身重新确立了工业国家相对于追随其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优势。

　　之后，“人道发展指标”等加入了教育水平、人均寿命、幸福感等指标的新型发展概念和指标，被逐渐提出。经济学界也在努力提供对于这样一些显得更加全面的新型发展概念的理论解释，问题是，新型发展概念和指标一旦被用于公共政策或援助政策，就失去了其理论上的奇妙效力。《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始至终的发展幻影。

　　书作者总结指出，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满足民众需要，都要有必要的增长和发展。但确立一种无论是多么复杂的发展政策框架，以狂热态度去推广，往往根本无法收到其预期成效，不仅可能导致宝贵的发展资源落入私人企业或贪腐官员、组织机构之手，在发展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让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国家的城市都陷入负债累累的困境，而且因为锁定了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路，使得国际组织、富国政府、慈善组织、私人企业以及在一些国家内跨地区开展扶贫救助的官方或民间组织，都不能真正做到尊重贫困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需要，不能调动起大众的积极性并赋予其参与、创造的热情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