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槛，本国货币定价的基石受到长期的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冲击损毁严重。人民币定价国内的“锚”已经丢失了。地基损毁，房子就有坍塌的风险。

　　2012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失误在于：国企不改革、财政不改革，经济中到处都是软约束的主体的条件下，金融自由化单兵突进，商业金融系统理论上存在的货币信用创造的无限性被释放了出来，这就是“洪荒之力”，金融交易性资产创造无序繁荣，资产泡沫终以冲击本国货币定价而呈现出巨大的灾难性。

　　长时间金融混乱之后，一个个能够提供收益的非实体领域的资产陆陆续续都被玩坏。期限利差被抹平，信用利差被抹平，甚至可能把流动性溢价差也抹平，资产的风险/收益的性价比变得越来越差，同时耗损的是产业资本，一天一天地被金融资本所挤出。

　　我们试图靠体制所特有的“制度管制”来维持着这种扭曲（关门放水泡资产）。但越管制越资产荒，越荒越不进实体，大水漫灌债市和楼市，疯狂消灭一切收益率差。当境内外利差压缩，资产价格裂口发散时，最后必然面对的是资本外流。表象上看整个商业金融系统正在经历越来越严重的所谓资产荒，但硬币的另一面，问题的实质是本国货币定价的基石被毁掉了，正在累积越来越严重的贬值压力。

　　今天汇率和资产的严重背离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个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讲已经钝化，因为无论是交易者还是政策决策者心里都特别清楚，我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让人民币汇率与资产价格快速修正偏离的时间窗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使汇率和资产这两个变量在短时间内实现“接吻”，如果要短时间内“接吻”一定是危机反应模式，这是宏观决策者不允许的，要尽力避免的。短时间内完成收敛而不成危机，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现实中也没有办法。

　　交易者真正关注的是，如何不要让这种严重背离滑出体制控制的“轨道”，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能力，将这种严重偏离导入一种“时间换空间”的轨道之中，让时间慢慢地去熬，去找平稳地解决问题的方法。2015—2016年所发生各种事件不断地冲击着交易者对于这个体制的“信任”，比方说楼市失控，房子差一点成为压垮人民币汇率的最后一根稻草；比方说金融杠杆交易的亢奋和无序繁荣，2016年1—10月，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净债权在2016年的净增加居然达到了10万亿元以上，这个有点自杀式冲锋的味道，这种通过同业负债的方式，以期实现“弯道超车”式的资产扩张，导致了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城商行和大型银行之间、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之间，存在巨大资金裂口，只要央行略微紧缩一下流动性的投放，市场立刻就会“血溅五步”；再比方说想在国际货币市场一次性集中释放汇率贬值的压力，所有种种都有可能导致失控出轨，列车倾覆。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市场所面对的重大风险。

　　偏离已经这么严重的变量该怎么调？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如果能在国际货币市场单方面释放汇率贬值的压力，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但是现实的情况你能办到吗？中美G2格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镜像互补”（贸易分工—金融分工）的结构，两个十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合在一起，甚至超过全球总量三分之一，而且未来还会继续上升。中美两个国家像这样水乳交融和利益攸关的关系，在人类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便当年日本最牛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结构决定了人民币和美元之间事实上仍处在一个货币同盟当中，想脱钩事实上也脱不了。

　　2016年人民币汇率逐步建立了类似于一种参考双“锚”的机制，可能会常态化，这是两个超级大国博弈下来的结果。美元和一篮子货币，谁弱，人民币就和谁保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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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看懂今日经济：从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作者：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