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
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
在近日母校举行的分享会上，朗读者俞德超声情并茂地演绎了汪国真的诗歌《我喜欢出发》。
从帕罗奥图、硅谷腹地，到金鸡湖畔、苏州工业园区……“我喜欢出发”，恰是俞德超带领被业界誉为“中国礼来”的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一路创新、一路逐梦的生动写照。
原创生物药卖出国际价
“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李白诗句中的天台山，美不胜收。
俞德超就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山脚下的一个普通乡村。18岁以前，他的人生在一边上学，一边砍柴、放牛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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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俞德超。（资料照片） |
一头扎进热爱的领域，俞德超如鱼得水。对于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他婉言谢绝，“更愿意做新药研发，解除病患痛苦。”俞德超说。
他在美国生物制药最前沿拼搏多年，拥有了优渥的生活、美好的发展前景，人生轨迹完全可以沿着科研专家和企业高管方向顺风顺水走下去。但内心深处一个巨大的缺憾煎熬着他：“在欧美几乎可以买到中国制造的所有产品，却买不到中国制造的药品。”
2011年8月，俞德超怀揣梦想来到苏州，创办了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梨花迎春，湖水映绿，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内名企云集，成立5年多的信达生物便是其中一家。2013年，俞德超发明和领导开发的新药“康柏西普”一上市，立即震撼世界医药界。康柏西普是用于治疗湿性年龄相关黄斑变性抗体的新药，亦是第一个由中国企业牵头，中国专家主导开发并获得成功的眼科创新生物药，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制品国际通用名。
康柏西普上市后，优势逐步显现：目前，其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2％，直接导致进口的国外同类药品迫于市场因素主动降价。在第十一届美国新生血管年会上，康柏西普获得在场300位全球顶尖眼底病专家的一致认可。大会主席Philp Rosenfeld评价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请关注来自中国的力量。康柏西普是第一个在美国之外研发出的高端生物药。
思维敏捷而清晰的俞德超交给记者一份“成绩单”：眼下，信达生物已建立起一条包括12个新药品种的产品链，覆盖肿瘤、眼底病、自身免疫疾病、心血管病等疾病领域。其中2个品种入选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5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3个品种处于临床III期。
信达的原创成果还得到了国际市场的垂青。2015年，信达两次与美国礼来制药集团达成产品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将4种创新产品的海外市场转让给美国礼来开发，获得首付及里程碑款33亿美元。这是中国生物药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事件，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个中国企业将创新生物药国际市场授权给世界500强制药集团；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领域金额最大的国际合作；第一次让中国发明的原创药卖出了国际价……
“谈不上什么高尚情怀，只是一个朴素心愿——好好做事，让中国百姓吃上放心、有效、便宜的创新药。”俞德超两鬓略有花白，身穿白衬衫，作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如日中天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他比想象中要真实朴素许多。
“隐形冠军”的中国式追赶
20世纪80年代，“隐形冠军之父”赫尔曼·西蒙曾提出，隐形冠军们是一群坚定不移走自己认为正确道路的人。或许这是对信达生物医药最凝练的概括。
作为一名严谨的专家，俞德超对中国生物制药的短板并不讳言。他告诉记者，从全球来看，生物制药市场约占整个药品市场规模的32％，而中国这一比例却不到5％。
“全球卖得最好的10个药，8个是生物药。但中国卖得最好的20个药里，没有一个是生物药。”讲到这里，俞德超情绪激动。
在国际上，通常用哺乳动物细胞的“生物反应罐”规模和单位产能，来衡量一个国家生物制药的产业水平——美国是130多万升，韩国67万升，中国仅有3万升。
“规模小必然带来成本高，老百姓用不起，就无法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成果。”俞德超举例，今天中国乳腺癌患者超过50万人，但因为价格过高，能采用最好方案——一款美国进口生物药来治疗的病患却只有4000人。
为推动中国生物药行业发展，俞德超参与了业内多个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制订工作，以及为500多家同行企业做培训，教给竞争对手如何规范地做事。
“药物与生产手机、服装、家具不同，做药是一个考验良心和底线的行业。”俞德超说。
在老家，俞德超看到多个身患高血压或糖尿病的邻居，因为没有得到最有效的药物治疗，出现偏瘫等后遗症。“希望有一天能对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有药，是你们用得起的安全药，你们可以健康安心地生活。”
在俞德超和信达走过的道路中，中国式追赶无处不在：要加快中国创新药研发，必须从基础研究、审评审批和支付体系三个环节下功夫。“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在改进，虽然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方向是对的。”
创新，创新，知易行难。
“烧钱，尤其是创新药研发，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企业只有通过药品销售获得合理回报，才能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才不会重复低水平投资和制造仿药。”俞德超说。
眼下，由于生物制药研发所需的部分基础材料在国内还不具备生产能力，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必须从国外进口培养基、试剂、细胞等材料和重要设备。做同样的研发项目，加上税费后，中国药企的研发直接成本比美国高出23％-25％。
“对于能够上市的新药，是否可以优先纳入企业所在地医保，逐步向全省或全国推广。”俞德超认为，要尊重经济规律，不参与、不干预，尽量让税于企业，让企业去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中国政府并不是今天才谈创新，只是创新在今天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俞德超说，相比过去，现在中国政府谈创新更注重落到实处，如创新成果转化规则更清晰、允许科研人员占有股份等，这些都是明显的进步。
“海外授权+销售提成”的创新商业模式
信达的生物药第一次走出国门，卖出了国际价格，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领域金额最大的国际合作。
除海外授权费用，未来礼来制药公司还需支付给信达高达百分之十几的销售提成。“这正是创新的优势。”俞德超说，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这一合作改变了中国生物制药的创新生态和商业模式。
信达制药和礼来制药此番的交易金额，作为行业标杆，会重新定义未来中国生物制药的出口价。而在商业模式上，以往中国制药公司可能需要先高投入10年，直到新药上市后才有回报，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则能通过海外授权持续地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
企业兴盛，人才先行。
为吸引海外归国人才，信达生物采用的是美国薪金制，即公司除了给员工发工资外，还要给予大量研发和管理人员一定的股份。另外，公司核心人才工资比他们在美国时高出不少。俞德超深知，降低生活成本，形成“人才洼地”，使人才流得进来、留得住是当前降低创新成本亟待破解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房价提升，生活成本增长，苏州吸引创新人才落户的优势有所削弱，这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降低研发成本，提升创新速度，这是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不得不直面的又一问题。
“企业创新成本如果高于美国等地，就会失去竞争力。”俞德超说，企业只有通过药品销售获得合理回报，才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不过，让俞德超自豪的是，他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钱，之所以会有全球最好的投资人主动递来橄榄枝，除企业的实力之外，更是看中了中国生物药的发展前景和广阔市场。
2015年6月，信达生物公司作为中国优秀创新型企业代表，应国务院邀请参加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的“第六次中美创新对话”，俞德超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创新的演讲。
“在中美创新对话上，美方代表说，美国人向中国人购买创新药，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他们认为这是好事，希望通过两方合作，来共同造福全球患者。”俞德超说。
始于信、达于行。2011年，源于这样一个信念，信达生物医药诞生。“回首来时路，欢笑伴着汗水，成功伴着艰辛。”俞德超说，“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