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工程、基因工程领域的研究，已经催生出一个庞大且前景看好的产业。科学家兴奋地告诉世界，合成生物将大大改善人类健康，而转基因作物抗虫害、抵御极端天气、高产、营养价值丰富等优点，更有望让全球部分地区彻底摆脱饥饿。
但是，有关生物基因工程的研究也在悄悄逾越“边界”。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乔治·切齐有意复活猛犸象等已经灭绝的物种，声称这将有益地球物种的多样性。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一些科学家主持的实验室正在秘密开展人兽杂交的尝试，据称是为更好检验新药效果……
近年来，随着基因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通过基因筛选、基因增能，“设计”更为优秀的下一代似乎不再是天方夜谭。尽管欧美国家相关宗教和社会组织对此类研究提出了强烈批评，但并没能真正阻止相关科学探索的前行。
冷冻条件下保存人体，也引发一连串法律、伦理问题。在智能机器人装置的使用正造成更多失业的背景下，用冷冻人体方法获得更长寿命，无疑也将形成复杂的社会影响。生物医学、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融合，将产生所谓“半机器人”，如同电影中虚构的钢铁侠、金刚狼……“人”事实上同时具备了一般人和机器人的双重特征。
斯坦福大学神经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主张，通过生物化学手段治疗抑郁、焦虑、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以及其他精神疾病。依照这种理解，人被从智能生物，降格到与其他生物体、机器人无差别的机械化个体，基于此开展的科学研究、实验、治疗（干预）完全忽略了人性本身。
新科技革命潮流涌动，新技术应用前景令人惊叹，乐观的科学家认为，科学进步终将较为彻底地解放人类，人们将由此过上空前美好的生活。但现实的问题是，无论生物工程、基因工程，还是计算机科学等新兴领域，不同学科本身日渐复杂，而学科之间的交融则加剧了复杂。伦理学家、耶鲁大学生物伦理学跨学科中心主管温德尔·瓦拉赫警告说，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对于人类社会、人类本身的影响尚未充分显现，“单从科学角度进行安全评估已远远不够”。
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来伦理、法律等层面的争议。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新技术创造出的多重不确定性，经常并不会在开始阶段就得以充分释放，因而风险值无法计算。因此，《科技失控》一书作者指出，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在引发社会强烈争议的同时，研究主体往往会拒绝对公众开诚布公。这意味着，人们对一些新技术应用的担忧，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是担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为新技术试错的牺牲品。
温德尔·瓦拉赫在《科技失控》一书中，详细探讨了高速技术发展引发的道德和伦理争议，并指出，技术本身可能逐渐成为脱离人类控制的强大力量。他希望科学界、产业界、投资界能够真正将前沿科技研究纳入到监管范畴中，确保新技术研究和应用符合伦理基本原则，真正实现技术服务于人，防止科学技术变成瓦解社会根基的力量。
新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来已久，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期之后逐步变成现实。比如，安眠新药萨力多胺曾经造成欧洲几千名婴儿出生缺陷，而目前正在大量投入使用的纳米材料消费品则存在突出的致癌风险。发生在2010年5月6日的美国股市“闪电暴跌”事件，主因竟是计算机高频交易系统出现故障……这些例子都表明，新技术并存的风险不易预知，“前沿技术的倡导者因追求研究结果的热情掩盖了潜在的风险”。
在《科技失控》中，温德尔·瓦拉赫详细阐述了多类新技术同期投入使用，对技术、商业管理及社会带来的复合型压力，强调复杂系统往往会因为管理、设计缺陷等因素使问题更易发生。此外，还会出现技术薄弱漏洞，这都不是将风险因素通过复杂建模就能够加以解决的。
应该说，温德尔·瓦拉赫不是卢德主义者（反技术、反创新者），在他看来，呈现指数级增长的新技术，很多情况下让人的理解和应对难以与之匹配。他的观点是，应当继续支持科技创新及创新成果投入应用，但要加强上游预防，控制存在潜在好处和风险的技术开发以及投入社会使用的方式。很显然，如果将这项建议付诸实践，必然会使一些领域的科技研发放缓，然而却可以起到帮助人类社会尽可能有效规避因过多、未经风险验证的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系统性危机。
温德尔·瓦拉赫在《科技失控》最后三章阐述了加强新技术上游预防的三大操作建议。首先，建立负责任的工程设计文化。让科技、设计担负起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相关的伦理和法律准则，在新科技产品、服务的设计过程中确保其安全性，并对失控等状态下的责任做出预设。温德尔·瓦拉赫还指出，科学界、产业界都应当要求复杂系统必须具备从故障中恢复的能力，强制预设应对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次，建立灵活有效的监督机制。其中涉及政府监管体系、非政府组织与相关行业组织共同参与的监督体系，还要加大对新闻媒体报道科技创新内容的把握能力。第三，响应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运作的潮流要求，培育可以质疑、制衡专家的知情公民。也就是说，在包括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中，必须确保创新进展纳入公众监督——事实上，完善公众监督，也有助于祛除人们对不透明的新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恐惧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