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炙手可热的显学,不仅理论观点,而且方法体系均深刻地影响着公共政策,乃至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在公共政策等领域,经济学家采取了更加直观的判断,比如,农业及工业产业补贴是有害的,政府预算赤字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最低工资会加剧低技能年轻劳动力的失业,关税和进口配额将损害总体经济福利,等等。
这些直观判断显然比较粗糙,因为其陈述中并没有加入足以保证判断严谨性的关键假设、辅助条件。经济学家都很清楚,如果经济学论点遇上不完全竞争、不完美市场、不完整信息,权威论断就无法成立,甚而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事实。
为什么经济学家甘愿冒着被怀疑的风险,贸然就公共政策作出判断?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认为,经济学家在学术论证中,会运用大量模型,“它们指向各种矛盾的方向”,但当面对日常问题时,观点却会“趋同到一些已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的方向上。”
丹尼·罗德里克举出了两个实例。首先是“忽略之错: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之前,已有少数经济学家警示风险和泡沫,然而遭到主流经济学界的训斥。当时的经济学界,正执迷于有效市场假说,坚信金融创新会改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迷信市场主体的自律。其次是“执着之错:华盛顿共识”。二战以后,美国及主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向接受美国援助的新兴市场国家,半强制推销美国经济模式,却忽略了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必须具备深层制度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比如缺乏法治和必要的政府监管,嫁接美式经济体制很可能导致更突出的垄断。而“华盛顿共识”中的核心之一贸易开放,摧毁了拉美和非洲多个国家脆弱的民族工业;金融全球化主张,更造成资本自由流动,让相当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金融扭曲。
丹尼·罗德里克在其所著《经济学规则》一书中分析,经济学家经常会觉得介入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巩固市场经济常识,防止政府和大多数公众做背道而驰的事情。“经济学家觉得,供求关系、市场效率、比较优势、激励机制都是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需要在无知的大众面前捍卫它们”。所以,经济学界内部学术交流,通常会更加坦率地讨论市场的局限,“但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趋势是团结一致,支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丹尼·罗德里克将这样的认知倾向称为“野蛮人只在一边”的综合征。
此外,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析工具是模型,不同学者往往会采用相同方法,这就形成一些行业规则和认识以及共同的盲目自信,使很多具体问题并不能自我纠错。
《经济学规则》一书英文版面世后,深得经济学界好评,不仅因为丹尼·罗德里克是经济学界杰出的批评家,有着良好声誉,而且他道出了不少经济学人已经意识到但不能、不愿、不敢公开讨论的关键问题。这本书并没有否定经济学的价值,也显然不想毁坏经济学家名声,而是讨论这个领域经常表现出的教条主义(以抽象的理论模型为准绳,简单推演复杂的经济现实),并从经济学模型建构的角度还原什么才是真正的经济学。书作者指出,经济学模型在知识创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模型的使用必须审慎,要对客观现实和公众报以谦逊之心。
全书开篇介绍了经济学模型的构成方式,并阐明构建经济学模型的价值:对事物进行简单化处理,剔除干扰因素,表现具体机制的运作方式,由此较好地分析出特殊的、成规律的原因。经济学的这项方法,跟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没有很大不同,所以当经济学家保持谦逊、明确现实与模型之间的差别时,就能展现出惊人的预见能力,如果将模型凌驾于现实之上,就会走入误区。
书作者用较多笔墨讨论了经济学建模得出的原理,指出原理本身可以帮助人们超越简单、表面的直觉,认识到事物的规律。这既是经济学价值所在,也常常使经济学分析为人们带来乐趣。当然,正如经济学模型不可能永久保持不变和正确,原理本身也会随着人们对现实、市场认识的加深或改变发生演变。从亚当·斯密等苏格兰经济学家提出较为完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直到21世纪,经济学家对市场这一根本问题和对象的理解,已经发生过多次演进,比如对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解就发生了认识的深化。
丹尼·罗德里克在书中特别谈到经济学相比其他学科拥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虽然也只是相对的)。他以普通的经济学研究生证伪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研究结论的事例佐证,很少有哪个科学领域会容许、会实现学术新锐轻易推翻权威见解的情况发生,而这也恰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
作者还顺带讨论了如何选择经济学模型、验证关键假设、附带结果、外部有效性等命题,评述了当代经济学各领域的主流理论,分别指出这些理论的效用和局限所在。
丹尼·罗德里克认为,经济学、经济学家都应当更加谦逊而理智地对待批评。经济学“最基本的标准模型,忽略了人们的偏好、人们受其限制的社会与文化根源”,很多时候,模型本身的创设和应用难以避免局限性,因而在预测未来的时候会暴露出各种问题。谦逊的经济学,能坦承分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诱导公众相信经济学家的所有答案都是正确的;“谦逊也将使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界更好的公民。坦率地承认自己真正明白和理解多少东西,将有助于经济学家缩小与其他非实证性社会科学传统之间的隔阂”。谦逊的经济学,仍然可以在公共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要吸纳“行为与社会结果的多样性”,而不是粗暴地将“自身的价值判断说成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