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暴发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金融体制的信誉，造成数额惊人的财富损失。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吗？不少业内人士甚至权威人士都一口咬定，2008年之前，他们对金融业即将到来的危机一无所知，没人能预见到这样的危机。

　　事实并非如此。

　　曾出任过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迈·拉詹2007年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公开表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即将到来。对拉詹的警告，多数监管官员和顶级投行掌舵者的反应是嗤之以鼻（这段经历可见拉詹所著《断层线》）。美国投资作家戴维·威德默等人在2006年出版的《美国的泡沫经济》中，对2008年危机到来时上演的景象——房地产泡沫破灭、私人债务泡沫崩溃、股市泡沫跌落——就有精准预言。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作过准确预言的，还有被称为“末日博士”的努里尔·鲁比尼的《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金融衍生品专家萨蒂亚吉特·达斯2006年出版的《交易员、枪和钞票》，等等。

　　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并不是像突如其来的地震那样，没有给人留出反应的时间。这场危机的最早征兆，是复杂金融衍生品的危险性开始体现；稍后，美国楼市、股市及其他有关国家的资本市场掀起狂热；进入2007年，反映机构投资者信心的盖洛普投资者信心指数开始下滑。这也就是说，即便是那些没有能力辨识金融衍生品危险性、无法获得准确内幕消息的普通投资者，也完全可以在2007年收手，逃过次年的危机；同样，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部门，至少拥有一整年的时间去应对该次危机。但在当时，华尔街和华盛顿，以及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决策者，都没有认真对待金融风暴即将到来的警示。人们所表现出的，甚至是刻意闭目塞听，拒绝承认灾难就要来临。而这就叫作灰犀牛风险。

　　多年前，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著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将并不明显、逐渐完成累积的低概率高风险事件，定名为黑天鹅风险。如今，美国学者、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则对应的将高概率、特征明显、破坏力极大的风险事件，称之为灰犀牛风险。

　　打个比方说，在野外，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不小心触怒了重约两吨、拥有极强冲击力的灰犀牛；犀牛冲撞阵势吓人，一动不动显然不会是最佳选择——但事实上，一些在野外遭遇类似危险的人，会僵在现场，甚至遮蔽自己的双眼，拒绝正视事实。我们可将之视为人的本能反应，这样的行为反应方式并不少见，包括美国、日本、部分欧洲国家在内，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海滨城市近年来频繁遭遇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但很少有城市真正做到正视灾害风险并采取行动，主要的资源每每被花在代价昂贵的救灾而非预防；移动互联网、智能计算正在整体性颠覆传统行业，但后者能做出有效应对的变革的企业却并不多。

　　“未知的已知”往往最难接受

　　米歇尔·渥克梳理出了个人及各类组织，被动遭遇应对灰犀牛风险的五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警示者发出的信号，否认事实；第二阶段，当危险变得更加明显，人们会想方设法否定立即行动的必要性，希望问题能自然消亡；第三阶段，浪费大量时间来思考对策，因为分不清即将到来的危机哪个才是需要首先应对的危机，不断反复斟酌，不断自我质疑，总之迈不出行动的步伐；第四阶段，陷入巨大恐慌；第五阶段，滑入匆忙的应对，或者直接陷入自我崩溃。

　　为什么灰犀牛风险如此明显，人们还会“遮蔽双眼”、否认事实，甚至去攻击警示者、希望危机并不存在呢？否认事实、否认危机的反应，并不奇怪，“当我们常规认知外的新观点出现时，我们的情绪会变得非常复杂”，因而采取本能拒绝的方式，以保护我们的自尊。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说过，“未知的已知”，即我们并不清楚、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或另行形成的观点，往往是我们最难以接受的。米歇尔·渥克还提出，对那些出现在知识和常识之外的事实或观点，我们往往会迷信专家，而排斥非权威性、相对较弱的信息来源，并在从众心理作用下加剧偏执。

　　那么，又怎样解释当灰犀牛风险已无法回避，人们却僵在原地，不能避开其奔袭路线？仍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例，美联储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2008年1月，美联储就已经在研究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萧条，但这一年，美联储官员努力寻找的是以往危机到来时发生通胀的证据，而对失业率、大型投行倒闭等信号忽略。到了2008年9月，美联储会议仍一致表决反对削减利率，直到10月，经济数据下行趋势过于显著，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引发了巨大混乱，美联储才从渐进主义的框框中走出。米歇尔·渥克解释说，美联储在2008年行动迟缓，主要源于前任主席格林斯潘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并因此招致制造金融资产泡沫的质疑，所以美联储官员担心再次犯下同样错误，始终在纠结过去的事情，很难接受理解新的信息。在严重危机面前选择得过且过，是相对容易的躲避麻烦的办法，总能找到方方面面的理由，更关键的是，这是一种人性的缺陷所致：宁可招致问题付出成本和代价，也不愿承担采取行动而带来的牺牲，哪怕后者远远低于前者。

　　当人们承认危险确实存在时，很多因素会妨碍人们及时行动并走出困境，最突出的就是当找不到“一招制敌”的办法，其他可选办法均需要付出较大成本和代价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纠结。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及引发的灾害，在21世纪初就已被公认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危机，但因为没有不需付出代价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作出重大调整、承担代价，行动效率因而变得非常低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虽然有175个国家签字，但这只是表现各国对气候条约的诚意，批准和实施才是关键。而美国的犹疑和反复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气候政策的基石之一是《清洁电力法案》，该法案将对电厂温室气体排放实行史无前例的管制措施。然而这项法案在最高法院受到了严重挑战。去年2月，最高法院要求环保署暂停实施该项法案，给美国气候政策蒙上了一层阴影。特朗普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所以，即使不废弃《巴黎协定》，美国气候政策都有可能出现大幅度倒退。

　　拒绝恐慌积极行动，才能应对灰犀牛风险

　　一旦陷入恐慌，在强大的压力下，我们的大脑会高速运转，记忆力会随之提高，感觉会变得敏锐，肾上腺素会增加，但此时也可能忽略一些重要的隐私，因此有可能作出最好的决定，也可能作出最坏的决定。《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列举了在恐慌状态下，在不同情境下，人们可能作出的不同选择。有些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他人恐慌的同时还能够冷静应对，从而制定出了更好的行动计划，没有因为陷入恐慌触发非理性反应。当然，也有人因为产生恐慌情绪，针对相关危险局面，作出更加可怕的决定，例如，彻底放弃自救，或实施反社会行为等，把自己置于更难预料的危险之中。

　　在每一次、每一组黑天鹅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灰犀牛危机。因为越是直观的危机，越容易被人忽略，米歇尔·渥克列举的常见反应方式，被证明不但无助于应对解决危机，还可能将更多的麻烦搅在一起，造成系统灾难。由此，他在书中给出了灰犀牛风险（危机）的应对策略：

　　首先，要承认危机的存在，这需要打破个体和组织在主观上习以为常的，对于风险和危机的抵触否认惯性，使个人或组织能够尽快去洞察那些招致风险（危机）出现的因素。不要害怕犯错误，不要迷信专家，要养成质疑权威、独立思考的习惯。其次，要定义灰犀牛风险的性质。对于问题的定性和描述，决定着能否即刻行动，以及应对策略是否奏效。问题最好以一个容易引发情感共鸣，足以让危险事件更加生动鲜明的方式描述。第三，不要静止不动，也就是不要在冲击面前僵在原地。第四，不要浪费已经发生的危机，要真正做到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第五，要站在顺风处，眼睛紧紧盯住远方，准确预测远处看似遥远的风险，摒除犹疑心态，优化决策和行动过程。第六，成为发现灰犀牛风险的人，就能成为控制灰犀牛风险的人。无论从商业、投资，还是地缘政治等角度，如果能更早发现重大风险或其问题苗头，就更可能较早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