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能是与旧动力相对而言的。旧动力靠需求拉动，靠刺激，靠粗放投入，靠GDP导向。新动能则靠效率拉动，其核心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
我们为何要培育新动能
一是因为“三驾马车”日渐式微。出口因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各种成本上升影响而进入负增长空间；投资一方面新投资空间日渐缩小，另一方面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收益率下降；消费则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滞后的制约。
二是刺激政策遭遇瓶颈。以稳增长或保增长为目的的财税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遇到了如下瓶颈：一则通胀压力正在上升；二则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三则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风险上升；四则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
三是大规模要素投入面临天花板。过去行之有效的大规模要素投入已遇到如下天花板：一是“人口红利”消失，2012年开始，16-60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二是资源环境压力加大，部分资源能源日益短缺，雾霾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三是美国加息后国内资金面临外流压力。
四是GDP导向制度难以为继。GDP导向的人口制度、价格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金融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等，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全面改革要改革的对象，已难以为继。
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培育新动能。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应对“高成本时代”到来带来的挑战。而不管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消化高成本，都必须通过培育新动能来实现。
六是应对国际竞争要求培育新动能。当前，从产业角度看，中国面临两大国际竞争：一则如何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方面，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二则如何在特朗普上台后推进美国减税、加息、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竞争压力下，保住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而应对这两个方面的竞争都有赖于培育新动能。
我们如何培育新动能
首先要培育有竞争力的六大创新型主体，包括创新型企业（尤其是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型个人（如创客、新型农民等）、创新型区域（如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等）、创新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国家平台（如国家创新中心、国家技术中心、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型政府。
其次要培育各种新的生产要素，包括培育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新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市场人才和管理人才等新人才；提供和吸收各种新知识；开拓各种新的融资形式和渠道。
再次，要培育新市场：一方面，要通过促进传统五大需求“吃穿住行用”升级，来培育新市场；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育新五大需求“学乐康安美”（学习需求、快乐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美丽需求），来培育新市场。
培育新动能，还要培育新产业（含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品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IT、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机器人等产业；发展现代制造业，如飞机高铁制造、信息装备制造、核电设备制造、特高压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物流、技术服务、专业服务（会计、律师、审计、设计、培训咨询、园区咨询等）、文化旅游休闲服务、养老婴幼服务等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如观光农业、旅游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都市农业、创汇农业、网络农业等。
最后，要培育能形成新增长点的区域，包括：具有产业转型升级亮点的城市，如深圳、杭州等；内陆开放新高地，如重庆、贵阳等；国家政策支持地区，如国家中心城市、城市新区、特区、实验区、示范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地区；具有后发优势的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等。
通过推动改革实现新动能
新动能都必须通过推进新改革来实现，新改革包括供给侧改革和基础性关键性改革两个视角，它们之间部分有交叉。
其一，推进供给侧改革，离不开供给侧两个核心主体——企业和创业者，而要调动这两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推进“四减”——减税费、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超发。
要减税费，就要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要减管制，就要推进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政府三单制度建设（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要减垄断，就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垄断价格改革；要减货币超发，就要推进货币发行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外汇制度改革等。
其二，要推进基础性关键性改革。要培育新动能，就要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政府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科教制度改革、社保制度改革、人口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开放制度改革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
其三，要培育新动能，还要对改革方式本身进行改革，以达到更好的改革效果。具体包括：消除观念和既得利益等改革阻力；通过调动地方政府、企业、民众等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培育改革内生动力；建立改革的协调机制，使各方面形成改革的合力；优化改革方式，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改革方式很好地结合起来；建立推进改革的评价、考核和奖惩机制。（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