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是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商业也深刻改变了历史面貌。今天的人们完全清楚，文艺复兴成为可能，依赖于中世纪末期地中海地区繁盛的贸易。而荷兰和英国的崛起，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掌舵世界海洋霸权，也源自贸易的滋养。从19世纪直至20世纪的中后期，美国长期被欧洲人看成是没有历史传统的粗鄙国家，但前者的商业发展最终反哺了其文化艺术，美国在20世纪大量建设博物馆、美术馆及其他类别的艺术机构，资助艺术家创作，促使艺术品市场发育繁荣。
今天的中国，仍处于170多年来社会的急剧演进转型的进程之中。如果说从1840年到1978年的130多年，政治和军事是推动中国演进转型的主要动能，那么在此之后的近40年间，商业发展释放的能量创造了“中国奇迹”。当然，商业繁荣从来就不止意味着进步，也必然会造成撕裂、冲撞。中国社会在高速前进的同时，消化着商业发展的成果及由此滋生的矛盾。
数百年前的中国，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商业跃进浪潮。加拿大历史学家、汉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上世纪90年代写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时，就清楚地意识到400年前的明朝故事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后迎来的转变历程，个中不乏相似之处。但他并不打算将一本明代史作品写成借古讽今的读本。当然这位40年前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汉学家也坦承：商业勃兴冲击社会，在不同历史和文明背景下会出现较为一致的表现。由此，这本专著很有益于我们加深对明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全面性的了解，更为清楚地探查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今天的转型和超越提供镜鉴。
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卜正民将明朝经济分为四季。自立朝之初的1368年到1450年是经济的“冬季”。朱元璋接收的是一个残败的国家，多年灾害和战乱延续使得人口和农业遭受重创。朱元璋试图建立起一个保持静止不变，依据较少法令和官僚治理就可以长期运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此，朱元璋发起政治清洗，高级文官和将官几乎都被清除，并打击豪族。
朱元璋建立了里甲制，以十户为一甲，形成了国家政权以下的层层控制体系。卜正民指出，朱元璋的用意在于重塑农村社会组织形态，更为精确地掌控国家人口。这套体系在明朝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伴以对战乱造成撂荒严重地区的强制性移民，部分地平衡了国内人口。尽管如此，到永乐年间，人口流动和统计就已超出了朝廷的控制。明朝初年，还完善了交通体系，道路更为庞杂，驿传制度长期稳定，这些都保证了中央政府政令可顺畅抵达帝国的每一处，也能确保外国使团、商团及本国商人在可控范围内活动。书中分别提及波斯使团和朝鲜使团在明朝前期来访的经历，加入了使团对明朝驿传体系的记述。另外，明朝初年加速推广语言文字，鼓励刻印书籍。这些因素都显露出朱元璋、朱棣控制国家的目的，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商品社会，其施政却实际起到了培育商业、促进贸易的作用，而这将彻底打破他们社会经济静止、政治长治久安的愿望。事实上，朱元璋在位期间推行的多项经济政策都曾遭遇重大阻碍，包括试图使白银退出流通领域，发行没有信用支撑的纸钞；还有调剂粮食市场、稳定粮价的官仓，等等。
《纵乐的困惑》将1450年到1550年称为明朝经济的“春季”。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具有明皇朝中央权威衰落和控制能力弱化的标志性意义。此后的历任皇帝，总体上接受了农村经济衰落的现实，为了满足军备等方面的税收需要，也默认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部分地方的商贸大发展。在这期间，明代文人开始尝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中对商业、商人的批评，一些著作还直言不讳抨击政府调控经济的低效和不必要。卜正民通过文献研究还发现，这段时期的江南、福建等地，开始形成服务于国内及海外贸易两个市场的纺织手工业。在同期的东南亚等地区，沿海省份的商人开始跟欧洲同行竞争。
商业在明朝经济的“春季”，显露出对社会和文化的巨大侵蚀作用。首先是那些脱离农村生活的商人，“理所当然地成了道德责难的对象”；这些人被认为是使农业卷入商业化并导致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其次，文人与商业的关联度越来越强。书籍印刷与发行成了重要的文化产业，也推动了各式各样廉价读物进入坊间，刺激了大众文化作品的创作。记述工艺知识的书籍开始大量行销。商业发展促进了各类城市的繁荣，并滋养了园林、艺术品市场。明代中叶，一些士人发现，相比传统的科举，商业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这使人们在安然接受商业发展创造的更好物质生活的同时，忧虑“四民秩序”的解体。
卜正民将从1550年持续到明皇朝终结的1644年划分为明朝经济的“夏季”。此时，外国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商业多年繁荣刺激了官方乃至民间、商人将宗教场所的金属制品改铸为钱币。传统士绅家庭也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同时经营商业，才能避免家族、家庭没落。这段时间图书出版业与印刷业高度繁荣，服务私人旅行者的旅游服务业也开始成型（徐霞客因此具备了探访全国的可能），连旅游线路的导游书籍也成了畅销书。书中还一一叙述了明朝晚期江南等地区繁荣的邮政、粮食贸易、纺织品加工贸易、时尚服装业，并指出，妇女也成了当时市场上各类商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
但卜正民笔下明朝经济“夏季”的繁荣昙花一现。而明朝经济的“秋季”仅为1642年到1644年。除了农民起义、清军入关带来的长期战乱，财富增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社会当时对商业、商人的包容，然而商贸却仍然带有低贱意味。商业发展造成的社会和文化乱象，为社会各类群体维系对商贸的歧视提供了口实。中国北方当时陷入的边乱和民乱，与南方的商贸繁荣形成了鲜明对照，并被解释为世相混乱的一体两面。在这样注定要被歧视，还可能被归为国家罪人的环境中，财富增加带给商人阶层的，必然是持久的不安。他们只能努力寻求皇权和士绅阶层的庇佑，绝无动力去探求技术创新，或通过扩大海外市场来增加财富，或改变商业经营形式来降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