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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中国投资和企业家
中国的外向FDI在2015年达到了顶峰,总额为1280亿美元,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低于总额的3%)的资金流向了非洲(商务部,2016)。45%的中国外向FDI来源于私人部门。在非洲的很多地方都随处可见中国企业,它们广泛分布于各个行业,包括服装、鞋业、皮革制品、食品加工等(Shen,2015)。 基于中国本国数据,“近年来,中国的私人企业在非洲表现非常活跃,它们的累计项目数量从2005年的52个增加到2013年的 1217 个,占当前中国在非洲大陆所有外向FDI项目的53%”(Shen,2015, p.87)。“就投资部门而言,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后者则集中于建筑业和采矿业。”(Shen,2015, p.88) 但是Shen(2015)发现: ·基于东道国政府数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外向FDI的总规模,实际外向FDI是官方数据的3倍。 ·私人部门——通常是中小型私人企业——占了中国对非洲FDI的55%。 ·制造业占了中国私人投资的大部分。基于东道国政府数据,中国私人投资大量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到非洲六个国家投资项目总量的44%,紧随其后的是服务业(见图6.3)。 ·中国的投资创造了就业。非洲领导人对此表示感激,但他们也表达出对“技术转让不足”和“语言与文化障碍”的担忧。 Shen(2015)还发现中国企业进入非洲是因为中国国内市场饱和,以及非洲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尽管由于基础设施差距和安全问题使得在非洲经营比较昂贵。 注:使用东道国政府数据。 资料来源: Shen(2015)。 图6.3中国在非洲六个国家的投资 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皮革加工价值链中的参与 从2010年到2015年,埃塞俄比亚的皮革加工与皮革制造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者建立了大型制革厂(来加工皮革),同时也从中国迁来了新的鞋厂和手套厂,极大推进了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发展。起初,制革厂与制造商几乎没有互动,它们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似乎也是相背离的。但长远看来,它们很可能会相互补充,推动皮革加工的整条价值链发展。 埃塞俄比亚被认为是非洲拥有牲畜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羊皮以其高品质而著称,在国际市场上有很高的需求。中国成为该国皮革日益重要的出口市场,它对中国的皮革出口从2000年的2%上升到了2010年的31%(UN Comtrade,2015)。但是面临对高品质埃塞俄比亚皮革的竞争,五个中国皮革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制革厂来确保获得供给。两个印度的和一个英国的皮革制造企业也在埃塞俄比亚进行了投资。 起初,所有中国制革厂的加工皮革都主要出口到了中国,这种出口受到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鼓励,因为其渴望赚取外汇。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在埃塞俄比亚2013年的皮革出口中占到了58%(UN Comtrade,2015)。此外,一个中国制革厂, Koka Addis,开始向一个中国的制鞋企业华坚集团供给皮革,该集团之前已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工厂。 由于国外制革厂最初的兴趣是获得原材料,它们本来是计划出口半加工皮革(蓝湿革)或未完成品皮革(坯革)。然而政府先后在2008年和2011年改变了政策,首先对蓝湿革后来对坯革征收150%的出口税,迫使所有埃塞俄比亚的制革厂升级了设备。由中非发展基金入股的中非海外制革厂(China-Africa Overseas Tannery),就花费了近2亿元人民币(3300万美元)购买了先进的加工设备,并声称是在埃塞俄比亚加工多种皮革的头号企业。 然而,一些中国投资者并不情愿转向成品皮革的出口。他们解释到,他们出口的部分皮革一般都会由国内的企业进一步加工,以应对市场需要。在埃塞俄比亚完成皮革加工提高了他们的成本,也减少了产品对客户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客户追随最新时尚,需要快速反应与新的设计,但是埃塞俄比亚成品皮革的款式与颜色可能使他们不能达到这种要求。正如一位制革厂主所讲:“风险很高,因为成品皮革并不与市场接轨。成品皮革需要花太长时间来赶上市场。而皮革的颜色与款式不总是能够与市场相吻合。例如,棕色有许多种色调。皮革之间很小的一点差异就可使其滞销。最终产品需要让客户能够灵活地与市场进行接轨。”埃塞俄比亚成品皮革的质量也被认为是较低的,这归因于不发达的设施、技能及化学用品。 中国制革厂与埃塞俄比亚制革厂之间的互动非常缺乏。一些当地的制革厂对中国投资者持有负面看法,认为中国投资者主要就是对获取埃塞俄比亚的原材料感兴趣,而不是为当地增加价值,而且他们还抬高了价格。在当地人看来,中国及其他外国制革厂并没有给埃塞俄比亚带来真正先进的加工技术。相对而言,中国制革厂认为自己在市场联系与理解客户需求方面更加擅长,但认为当地制革厂有更好的渠道来获取原料皮。 中国企业是同时而又各自独立地参与到了埃塞俄比亚的皮革生产制造业中。截至2015年1月,来自大中华区(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三家中等到大型企业在此建立了生产基地。最大的一家是华坚集团,它是中国南方的一家主要制鞋公司,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3 000万美元并雇用了3400名工人,其中96.5%是埃塞俄比亚人。另外两家分别雇用了1000与800名工人。一家英国企业和一家德国企业也将其在中国的手套工厂迁到了埃塞俄比亚,它们都请来了中国的技术人员来培训埃塞俄比亚的工人。 鉴于劳动力成本在中国的急剧上升,中国的生产商主要被埃塞俄比亚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所吸引。一些厂商也将丰富的皮革供给视作一个优势。2011年,华坚集团在中国拥有24000名工人。平均月工资为 2000 至3000元人民币(300至450美元),而埃塞俄比亚工人每月只能赚到600比尔(35美元)。华坚集团董事长在2011年10月第一次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仅三个月后,该集团就在由中国运营的东方工业园开设了第一家工厂,雇用了600名工人并开始出口。新翼(New Wing)集团是一家香港公司,在内地拥有两家鞋厂,它在2011年5月在埃塞俄比亚购买了一家工厂,并于2011年9月开始运营。 员工培训对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商的成功是关键性的。华坚集团有一个宏伟的培训计划。在2011—2015年间,华坚派出了三组约100名埃塞俄比亚工人到中国进行了为期3个月至1年的培训。其他国外鞋厂和手套厂带来了4到60名中国技术人员对当地工人进行培训。两到三年后,埃塞俄比亚的工人接管了大部分的生产,但是仍然需要中国的技术人员来处理复杂的任务和进行质量控制。然而,由于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厂不能保证稳定一致的质量,所有企业都计划保留其在中国的工厂,用以制造高端产品。它们的埃塞俄比亚工厂将用来制造中低端产品。 中国的制鞋企业将其100%的产品都出口到美国与欧洲,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对这些企业抱以积极的态度。例如,当地的制鞋企业对中国工厂巨大的生产规模印象深刻。一家埃塞俄比亚工厂的经理回忆到:“当我访问华坚时,我看到他们大规模地运行,感到非常震惊。那是一支军队般的工人队伍。所有人都在叽咯叽咯地(缝纫等工作),简直不可思议!埃塞俄比亚人不习惯那样做。我们做不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 在2012年,华坚集团执行董事曾预计在当年年末能够实现盈亏平衡。华坚集团创始人张华荣先生声明他的埃塞俄比亚工厂在2012年实现了盈亏平衡,并在2013年获得了高于10%的利润。(受制于运输与物流方面的瓶颈,新翼曾在不到40%的生产能力下运行。)他打算将更多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埃塞俄比亚。“我们在中国东莞的工厂每天制造1万双鞋,现在每天只制造5000双,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每天只生产1000双,因为(工人的)成本太高了。”他说许多美国和欧洲的顾客仍然不接受非洲制造的鞋,但是“当他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制造商大多数都扩张到了供应链的上游。新翼已在埃塞俄比亚建立起了自己的制革厂并生产鞋底与鞋盒。新到来的乔治公司(George Co.)是一家中国台湾的制鞋企业,它也计划建造一个制革厂。英国的手套制造商Pittards有自己的制革厂来供应全部所需的皮革。对于皮革产品企业来说,向上游部门移动是由当地供应不足所引起的。正如新翼的经理所说:“(当地)没有哪个制革厂能够生产出我们所需的各个种类。”华坚建立了一个工厂来生产鞋底及其他鞋材料;从2014年起,它的皮革供给100%都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制革厂。一个由Koka Addis所有的制革厂近期也成为它的供应商。Koka Addis的所有者有信心,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在与当地制革厂的竞争中胜出:“我们更擅长提供服务,我们能够控制色差和质量不稳定性……华坚已催促我获取机器来更多地为其供应。” 对于华坚,企业的成功看起来可归功于: ?埃塞俄比亚最高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承诺,让投资者看到政府在帮助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意愿,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当地价值链和配套产业在援助者与联合国专门机构,例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协助下得到发展。 ?吸引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之一,该行业在中国成本更高。 ·利用了埃塞俄比亚所具有的高质量皮革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遵循了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的方式,它促进了学习、隐性知识传递及能力发展。它也很好利用了贸易协定,例如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和欧盟的“除武器之外的所有商品”(Everything but Arms,EBA)倡议。 综上所述,埃塞俄比亚皮革加工与制造部门的大量中国投资极大地转变了当地的产业结构与习惯做法。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隐性知识、管理技能以及与该国的市场联系。虽然单个的企业面临一些障碍,国际上游和下游企业的到来能够帮助解决供应链上的关键瓶颈。鼓励当地纵向联系的政策也会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将其生产转移到埃塞俄比亚。 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纺织与服装部门的投资 在雁阵模式下,经济学家预期纺织与服装部门将促进非洲的工业化。中国企业在非洲这些部门中的参与尤其令人关注,因为它们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并且具有帮助塑造非洲大陆工业化的潜力。 中国在服装制造部门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南非、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有些投资者来自中国台湾,他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这个地区开展了业务。这些中国台湾企业招聘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人员,而这些技术人员中的许多人后来也自己开办了工厂。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进入了非洲南部,通常形成了产业集群来分享信息、建立关系和寻求业务。在更为成熟的集群中,他们找到了机械销售代理和华裔技术人员。 当非洲政府提供丰厚的财务激励来鼓励外国投资者从事出口业务时,在非洲南部的中国生产商曾将服装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市场。但是随着税收优惠期的结束,多数中国企业放弃了出口业务。正如埃塞俄比亚的案例,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市场的客户对质量和交货周期有严格的要求,这是非洲的工厂所不能够保证的,有些制造商甚至不得不为违约而支付巨额罚金。其他问题——例如劳工冲突、设备缺乏、出口过程烦琐以及当地的工业供应商不足——则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成本,并使得他们的工厂不能与设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工厂相竞争。 多数在非洲的中国服装制造商仍然几乎全部把他们的产品出售到南非市场。在南非的主要零售商已经采用了一种快速时尚商业模式(fast-fashion business model),要求一周内对时尚变化做出反应。当地的供应商与从亚洲进口相比具有较短交货周期的优势,使其能够在这个利基市场中生存。几百个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私人投资者都在经营剪裁、制造和精修,或者剪裁、制造和包装的工厂。它们都是小型企业,平均只有100至200人,仅需很少的资本(少至2万美元)就可以开办。它们能够很容易地迁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 然而中国JD集团是一个巨大的服装制造商,它于2011年在坦桑尼亚设立了一个长期的生产基地。它的动机是不同的。在2005年,感受到了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之后,它在柬埔寨建立了工厂,那里现在共有13个厂房,雇用了2万多名工人。但是那里的平均工资已经由每月40美元上升到了每月150美元。于是该公司与它在美国(其主要市场)的客户开始搜寻新的生产地点。 该集团来到坦桑尼亚是通过一个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旧援助项目,Urafiki纺织有限公司。坦桑尼亚稳定的政局,与中国良好的关系,以及一个新的经济特区,都帮助CEO做出了决定。他于2011年5月进行了首次访问,在这之后的一年内,该集团就在达累斯萨拉姆开设了第一家工厂。截至2014年8月,该工厂雇用了1300名当地的工人。第二家工厂也于2015年10月落成,雇用了2500名当地的工人。所有产品都出口到美国市场。 第一家工厂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将会很快被用来开设更多工厂,就像该集团在扩张前先在柬埔寨站稳了脚跟。来自集团坦桑尼亚分部的王文平(音译)说:“当我们建立一个拥有1万名员工的工厂时,这不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投资。我们希望至少坚持20到30年。” 所有在非洲的中国服装制造商都面临一个主要瓶颈,即面料与辅料的供应,所以多数都是从中国进口,提高了成本和运营难度,并引发生产延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少数几个纺织厂为服装生产面料,它们不能达到规模经济。而与之相反,在中国的中国工厂经营着纺织品和服装生产的完整价值链。凭借大量的纺织厂和许多辅料供应商,它们便能够在合适的价位上为服装制造商供给其所要求的数量与品种。 看到了这个缺口,几个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在非洲设立了纺织厂,包括坦桑尼亚的Urafiki和南非的Taiyuan。然而它们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主要归因于当地工人的低生产率和不稳定的电力供应。Taiyuan的CEO表示出了对这一投资项目的后悔:“如果我们之前做了更好的调查,就不会选择在这里投资了。”中国JD集团有未来几年内在坦桑尼亚扩张织造与印染业务的计划,因为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覆盖了纺织加工。但是王文平也很谨慎:“一个纺织厂需要大量设备。所需的投资额是巨大的。我们并不急于立刻展开所有的计划。我们应当一步一步地去做。” 在2013年和2014年,随着三个纺织厂和一个服装生产商进驻到了中国运营的一个工业园区,一个小规模的中国纺织与服装集群在埃塞俄比亚出现了。然而它们并没有相互协调,而是偶然地几乎同时做出了投资决定。中国上升的工资与环境标准推动了纺织品制造商去寻求海外成本更加低廉的制造空间,同时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支持与激励也吸引了它们。 这些企业主要瞄准了埃塞俄比亚和东非区域的市场。它们全部都只生产涤纶织物与服装,这在技术上要求不高,并让非洲消费者更能负担得起。自运营以来,销售一直都前景良好,但是企业在生产方面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清关延误、当地工人频繁请假、不专业的服务供应商。一个工厂主将自己在埃塞俄比亚的经验概括为:“只要人们能够制造出产品,他们就能够赚钱。” 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也能够分散地找到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投资,主要由中国的产业升级所驱使。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非洲国家都能从这种迁移中获益。中国的投资者只会被吸引到某些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承诺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合理的商业环境。国内与国际市场准入、有效运作的基础设施、政治稳定性、财务激励以及其他要素都将影响中国投资者对目的地的选择。此外,各国政府需要加强外国工厂与本地供应商的联系,使它们能够扩张并在非洲长久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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