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最为有名的经济学家埃亚尔·温特，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及主任，他曾在曼彻斯特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多家欧美名校任教。温特教授认为，因为缺乏自我承诺，从而让很多个人、组织和政府责任意识薄弱，而这恰恰是导致债务危机等金融震荡的一个重要诱因。他的这番看法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罗杰·梅尔森、弗农·史密斯等人的认同。

　　在常见的语境中，感情用事带有显著的贬义色彩，人们更赞赏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埃亚尔·温特融合博弈论、进化论、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我们低估了情感相对于理性的重要性，感情用事很多情况下恰恰能带来更好、更安全、更理想的结果，感性思考有助于人们摆脱零和博弈的危险逻辑，而理性本身也无法脱离情感。

　　全书开篇首先探讨了两个层面的理性定义。合乎利益，还是合乎益处（福利），是不同的理性定义的关键差别，比如，一个不吸烟的股民判断烟草公司的股票将上涨，如果他仍然决定购买，这符合他的利益考量，可以认为是理性行为；但如果将理性的基准确定为益处（福利），将非烟民购买烟草公司股票的行为认为是违背个人价值原则的行为，会带来超出股票增值收益的良心不安，前述投资行为就可以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如果进一步调整理性的定义，将采取某种行为的结果的基准，确定为是否带来进化优势，那么，慷慨援助他人、参与公益活动等不会带来利益收益的行为，也会被认为让当事人获得了进化优势。从以上三个定义中不难看出，理性与感性（情感）的区分往往难以准确划定。

　　情感是协助人进行决策的机制。同样，理性分析也是相类似的重要思考机制。两者之间经常出现混合，例如，巧妙控制情感的能力就是人类的独特特质。那些在游戏场所摔跤而轻度摔伤的儿童，如果身边只有同龄的伙伴或者年龄稍大的孩子，很可能自己先忍着，继续玩，但要是母亲在身边，孩子往往就会马上哭出来，要求得到安抚。成年人的世界中，在议价、谈判等环节，一些人也非常娴熟的运用情感与理性的混合战略。

　　强烈的情感表达方式，通常会作出某种自我承诺。真正的承诺很难弄虚作假，即便有人能够通过虚假承诺暂时取信他人，也无法总是重复这样的欺骗来为自己牟利。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约束机制下，只要存在自我承诺，人们就会努力依照承诺限制自己，比如，决定减肥又公之于众的人，会小心避开美食派对，而打算戒烟的人，下定决心会向朋友和熟人公开宣布消息，因为如果半途而废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造成颜面尽失。

　　识别他人情感状态（共情）是重要的情感方式，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机制。而所谓的读心术则是识别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预测他人选择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这两项能力都可归结为心智理论，运作机制十分接近，也佐证了理性与感性（情感）相通。

　　书中引入了博弈论提出以来的多个经典博弈实验，指出各类博弈要达成均衡，实际上都需要以情感为基础的信号传递机制。以囚徒困境博弈为例，如果仅仅考虑理性思考，最为有效的应对策略分别是冷酷触发策略（第一轮选择分享，只要对方也选择分享，则一直持续下去，但只要对方选择独占选项，己方也将一直选择独占选项）或针锋相对策略（每一轮的选项与对手上一轮的选项相同）。这两种策略在商界、国际政治甚至普通人的人际交往中，已经被证明足够有效，却无法创造更多的利益，也不能实现争取和平、创建良性行业秩序等利益最大化的共赢局面。要突破（重复）囚徒困境，其实引入情感机制就足以实现，由此可以搭建双方互惠互利的情感基础。

　　再来看所谓的最后通牒博弈。如果仅仅采用理性计算，甲方分给乙方的份额再少，乙方也应当接受，而不必要采取放弃整盘交易、双方各无所得的双输结果。但事实上，无论在中国、日本、以色列，还是美国及欧洲国家，人们在类似的博弈关系中会非常看重公平，拒绝接受显著不公平的机制或结果安排，哪怕这样的拒绝会让自己承担利益损失，这当然是情感的力量。

　　书中还以蜜蜂实验为例指出，纯粹的、符合逻辑的、理性化的利己主义，往往会导致刻板印象、错误认知、以偏概全，而改变这些错误思维方式并不容易，且需付出较高的调整代价，反过来，如果从情感角度出发，却更能突破偏见。很显然，在社会层面，利他主义行为会创造有利于施与者本人在内几乎所有人的社会秩序和环境，而这类行为的驱动力往往也出自情感而非理性，需要摆脱短视的理性计算。

　　当然，书作者也无意宣称情感总是胜过于理性，而是强调二者的融合将有助于摆脱狭隘。行为经济学已经反复证明，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甚至大到一个国家、国际组织，都会难以避免过度自负、傲慢，因而造成风险的巨量积聚。过度自负、傲慢一些情况下，是人的情感层面引发的惯性倾向，但也很可能是短视的理性计算所形成误判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