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财政部调整了部分处室机构设置，单独设立个人所得税处。这则消息，也再次引起了舆论对个税改革进展的关注。

　　与此同时，媒体又报道了另一则消息，按照现行税制，如果月薪达到8万元以上，亦即百万年薪，年缴纳个人所得税将达40多万元，边际税率高达45%。对此，高收入者也很有想法，认为税负偏重。

　　那么，45%的税率，对高收入阶层来说，是不是税负偏重呢，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边际税率更高，最高者达到55%以上，高收入者却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实际税负也没有我们重呢?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在抵扣方面，有着很多能够让高收入者接受的东西，如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都可以在税前扣除。自然，高收入者需要缴纳的税收就会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也能增强了。相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缴纳，实行的是硬缴税、软抵扣，亦即扣除的范围很窄、扣除的内容很少，尤其是住房、教育等对高收入人群影响较大的方面，没有能够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得到体现。因此，也就形成了贡献大者享受不到相关的社会福利，也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当然会引起高收入阶层的不满了。

　　不仅如此，现行的社会财富调节手段，更多的还是局限于劳动所得，而没有扩大到非劳动、特别是资本所得。也就是说，通过劳动获得百万年薪，需要缴纳45%的个人所得税，而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收入，则可以免税，或者少缴税。显然，这也是不公平的。再加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也就使个人所得税仍然是“工薪税”的代名词。所不同的是，按照目前掌握到的信息，缴纳者的重点从中等收入人群转向了高收入人群。纵然如此，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仍然难以得到充分体现，社会财富分配仍然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我们说，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强调提低扩中抑高，特别是通过个人所得税抑高，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也是个税改革必须坚持的目标。高收入者，理应在税收方面多做些贡献，从而使社会财富分配更趋合理。前提是，必须以公平托底，用公平来规范社会财富分配。完全把个人所得税寄托于起征点、税率等方面，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只关注这些方面，而忽视抵扣，也是很难真正体现公平的。而住房、教育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也有“公共福利”之含义，特别是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则主要依靠纳税人。如果在纳税方面贡献大者不能享受相对较多的服务，也就会损害公平。而这里所说的公平，又不能在学校的选择、班级的选择、老师的选择等方面开口子，自然，也就只能在个人所得税的抵扣方面下功夫了。所以，如何通过分类改革，把可能影响公平的因素消除掉，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影响是很大的，对所出台政策的效率和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显然，在新一轮改革中，必须在关注起征点、税率等同时，把如何推动分类改革，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也纳入到个人所得税抵扣范围，以此来推动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公正性，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所得税改革除了在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等方面需要更加体现公平、用公平托底之外，在其他的配套改革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否则，社会财富分配就会成为翘翘板，个人所得税体现公平了，其他方面没有跟进，又出现了新的不公平。特别在资本时代已经到来，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多，甚至大大超过劳动所得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对资本所得采取相应的调节机制，将资本市场所得也给以相应的税收，就会使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从而让更多的人放弃劳动去追求资本。为什么近年来出现比较严重的资本撤离实体经济现象，原因不仅仅只是实体经济运行困难、效益大幅下降，还有实体经济的负担太重，特别是税费负担，与资本市场相比，明显偏高，投资者当然不愿意从事实体产业了。

　　所以，个人所得税改革不仅需要在制度上完善、制度上突破，也要在配套改革方面跟进。其中，公平是个税改革能否实现目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