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史视角。这一视角有助于人们突破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大航海时代-英国、法国、美国革命时代的传统世界史角度,更为清楚的意识到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动力,理解那些给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影响的事件和变化。
丝绸之路建立之前,在今天的中国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以及境外的中亚诸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希腊,直至埃及、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其实已经零星地出现跨大洲贸易。当然,在上述地区的古代文明之间,也经常发生征战。贸易和征战催生了帝国,而帝国的存在为了便于征税,又必然致力于统治体系和市场的一体化,这将加快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让种种技术与文明成果在交流中实现互通,以迄今为止人们知之甚少的方式,快速将文明元素扩展到遥远的地方。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弗兰克潘所著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将丝绸之路史的起端选择在了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的古代波斯帝国。古代波斯帝国的疆域东至喜马拉雅山麓,西至埃及和爱琴海,创造出一个容纳了多种文明形态和种族的帝国体系。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帝国,尽管其本人很快死去,但古希腊的思想、观念等都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亚、中亚乃至南亚、北非的部分区域。跨区域贸易在帝国时代是受到鼓励的,并成为一种保留到潮流,帝国解体后仍然存在。
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其与中国中原地区的持续冲突,一步步蔓延到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西域),甚至中亚、西亚。中国汉朝有意识地向西开拓了丝绸之路,尽管其目的在于打通政治和军事上遏制匈奴的通路,却仍然开始发挥商路的积极作用,贸易规则被逐步完善。
古罗马全盛时,其霸权甚至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非地区。古罗马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也乐于从其他地区吸收丰饶物产和思想成果。中国丝绸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占据了古罗马市场。而在同期,东汉、曹魏及孙吴的贸易使者会定期前往波斯等地,延续丝绸之路贸易。
丝绸之路之后多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认为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宗教先后在丝路沿线地区兴起,并因此引发激烈纷争的历史。有趣的是,包括前述两大宗教,各类宗教兴起的初期和中期,大多能够保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对于其他宗教和种族人群的包容程度也很高。这一切都有助于长距离、跨区域贸易的延续。书中提到,不同宗教之间甚至会提供相互支持,在没有外力打破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很容易长期维持宗教之间的宽容局面。这也可以解释在欧洲滑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西亚、北非地区容纳了大量不同宗教的学者,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高峰,这也成为了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要基础。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书中也写道,丝路沿线地区的历史,另一大关键词就是战端不断。丝路沿线地区,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和商路通道地位,丝绸之路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不同文明要在欧亚大陆竞争,以获得最优越生存发展环境。每隔几个世纪,在近代之前,蒙古高原就会兴起一个部族,来扮演丝路沿线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黑天鹅”搅局者。
发生于13世纪的蒙古西征,客观上让欧亚大陆第一次以接近于统一体系的方式,以巨大的文明损失和民众牺牲为代价,实现了连接。在整块大陆上实施宗教和商业的传播,因此变得可能。这本书部分采纳了日本历史学者杉山正明有关蒙古帝国统治智慧的观点,对于蒙古帝国推行的商业开放和宗教宽容政策予以盛赞,指出这一帝国存续时间虽然很短,却展示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水平,刺激了欧洲人之后几个世纪的扩张探险。
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同时,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分别涌现出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两大帝国,再加上中国的明帝国,仍在延续1000多年前的丝路商业,依循过去的发展逻辑扮演自己的历史角色。是的,传统帝国一旦缺位于新的历史机遇,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靠前的竞争序列之外,当大航海时代开拓的海上商路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丝路开始第一次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但传统帝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相反,西班牙、葡萄牙开发美洲新大陆所获得的贵金属,仍在源源不断流入传统帝国,就在此时,英国、荷兰、法国等西欧国家转型为近代工业国家,有了更为强劲的军事力量。
丝路地区,在近代和现代历史上都成为了世界体系最不受重视的边缘地区。尽管拿破仑,以及之后的俄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都试图打通过去的丝绸之路,但奥斯曼帝国的存在让这样的努力很难化为现实。俄国19世纪侵吞了清帝国大片领土,英国在海上挑衅并占据在华特权,丝绸之路至此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海上贸易足够发达,而俄国修通了贯穿其欧亚领土的铁路干线,并接入中国东北的滨洲线,两条通道都足以实现中国地区与欧洲的贸易来往。
书中用了多个篇章讨论了19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中亚、西亚等原丝路地区发生的变化。犹太国家以色列在二战后被扶持建立,成为中东地区长期的冲突触发源头。而多个阿拉伯国家凭借其石油资源,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博弈地位不断提高,这非但改变了欧美工业国家主导的逻辑,也深刻影响了中亚和西亚等原丝路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三个国家开始频频发生左右全球局势的大事件。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几个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中国建立起非同盟的国家间协作关系,新丝绸之路的建立有了初步基础。
彼得·弗兰克潘在全书结语中写道,今天丝绸之路再次兴盛,丝路地区重新焕发生机,从过去几个世纪的边缘化角落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位置,“贯穿亚洲屋脊的新通道不断涌现,将这一重要地区以多种形式与四面八方连接在一起,如同过去1000多年所呈现的那样”——有输油管和输气管,有铁路通道,有畅通无阻的货物流。作者强调指出,新丝绸之路同样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和挑战,但包括美国在内的非丝路地区的经济体,也对参与这一生机蓬勃的建设热土并获得经济复兴的机会很感兴趣。纵然未来险阻重重,有着挫折、艰难、挑战和问题,都更像是“一个新世界在诞生过程中的分娩阵痛”,我们有理由也应有信心见证新丝绸之路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