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20世纪的欧洲小说，无论是法国、英国、德国，还是俄罗斯的作品，在记述上流社会生活方式时，通常都会以闲暇为主题。在那个时代，富人有足够的休闲时段，自然也不缺打发时间的方式和金钱，而同期的白领上班族和最底层的散工劳工，却都必须承担繁重的工作。

　　但在而今的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达大城市），情况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1965年，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往往更富有）比拥有高中学历的人享受的闲暇时光多一些，但到了2005年，前一群体每周休闲时间比后一群体少了8个小时。2013年公布的美国调查报告再次验证了变化数据。

　　一种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被不断拉大，这其中包括投资收入和劳动薪酬的差距。富人更有动力付出更多时间工作。全球著名的财经媒体《经济学人》在就此现象给予解读的评论《报酬与休闲时光：要想洒脱真不容易》文中就谈到，现代经济“赢者通吃”的本质可能会放大替代效应。不但是富豪可以凭借更高的资金规模获得更高回报，而且就业于大企业的工人的待遇往往也高于一般企业的员工。这些因素都驱动人们为了赚钱付出更多工作时间，相反，那些没有机会进入大企业工作的普通劳动者，却只能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肥皂剧上。

　　经济学家曾研究认为，收入增长与幸福感增加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超出这个临界点不但不能继续增强幸福感，相反还会带来持续的倦怠。《经济学人》的评论认为，这一状况其实也早已经发生了大幅转变，在发达经济体，工作呈现出知识密集与依赖脑力的趋势，中上以上阶层能够通过创意型的工作获得极大乐趣；“休闲已不再是社会力量的象征，而是代表着无用与失业。”

　　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各产业都出现了激进的兼并浪潮——不仅产业内产能和市场份额的分散程度被大幅降低，而且还不断上演跨业扩张、鲸吞的好戏。这种现象也经常引发有关并购削弱产业竞争，加剧垄断的批评。《经济学人》针对此现象给出了深度评论分析。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兼并浪潮之所以出现，重要原因是全球化程度加深，冲击了原先各自封闭的许多经济体，造成大量生产能力出现短期闲置；与之同时，一些落后经济体寻求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竞争力。

　　当然，企业热衷并购与商界和资本市场对规模效应的迷信也有关。《经济学人》曾刊发了评论指出，对于很多产业项目、企业而言，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比如建筑物高度增加到一定水平，成本结构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又如，多数企业合并项目，最终都以规模不经济收场。在《经济学人》刊发的另一篇题为《大企业与竞争：企业界的沙丁鱼现象》文中，更以翔实分析指出，包括酒店业、零售业在内，很多企业提高规模也无法激活所谓的地理集聚效应——很多时候，规模的扩大，跟道德风险有关，旨在变得“大得不能倒”，说白了就是有助于要挟所在国出台更加有利的救助、优惠政策。

　　《经济学人》杂志将近几年的经典评论分析文章汇编为《新经济学：解读现代经济》一书，简体中文版最近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这本书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和逻辑，引入行为经济学等新兴的经济学视角和主张，围绕近年来全球经济热点话题，进行通俗化却不失独到深刻的解读分析。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围绕货币、金融危机和市场与管制等领域的热门话题展开研讨；在第二部分中，企业变革、失业、不平等、经济停滞现象被分析剖解；第三部分则延伸至经济现象、经济学的前沿领域，探讨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作岗位、打车软件的动态定价策略、噪音污染及管制等带有争议性的全新热点问题。

　　这本书第一部分在探讨货币问题时，也涉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经济学人》杂志看好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前景，赞赏英国伦敦在境外人民币结算等业务领域采取的灵活态度，但也指出，人民币的开放仍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进程，境外交易方过于乐观的预期不尽现实。在谈到金融危机时，《经济学人》杂志的多篇文章指出，金融危机是现代金融交易方式和监管方式的助产士，包括中央银行、存款保险和证券交易所等制度设计都是危机最为深重时被设计出来的“膏药贴”，因而在危机后的重新繁荣进程中往往无法发挥预见性的管控作用。

　　不平等问题是最近十年来最为热门的经济、社会话题。《经济学人》杂志认真分析了巴黎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观点，并引述了多家国际组织、部分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观点，指出再分配政策事实上无法起到扭转不平等格局的作用，也不至于阻碍经济发展，却可以避免贫富差距问题引发系统性的社会危机。

　　《经济学人》杂志毫无疑问赞同机器人、人工智能将威胁人类就业乃至生存发展机会的观点立场。《新经济学：解读现代经济》这本书中收录的评论也指出，技术变革产生的影响往往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从目前来看，自身技能与新技术能够产生很好互补性的就业者要远远少于将因为新技术走向失业的人，社会将因此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