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幅增长趋势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多方面：包括少数案例形成的异常值扰动、宽松资金面的支持、人民币汇率承压下的资产配置，以及对外投资审批环节简政放权释放了企业海外投资活力等。不必过于担心中企海外并购大幅增加所带来的资本流出，更应关切的是海外并购过程中的企业债务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激增，“中国买断全球”论盛行。虽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实际完成的海外并购不足外媒报道的20%，但其趋势依然值得关注。
海外并购大幅增长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少数案例形成异常值扰动。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是中国化工集团瑞士并购案。2月3日，中国化工集团宣布斥资428亿美元收购瑞士种子和农药巨头先正达，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历史上最大一笔海外收购。仅此一个项目就大幅拉动了中国对外并购的整体金额。
——宽松资金面的支持。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信贷和社融投放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实体经济资金面趋于宽松。然而，受国内诸多行业产能过剩、资本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国内资产并不足以支撑起企业的需求。这使得资金充裕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全球。目前全球经济尚处于复苏期，存在大量优质低估值的企业，对中国企业具有较大吸引力。
——人民币汇率仍将承压，企业加强海外优质资产配置以抵御风险。去年的“8.11”汇改的初衷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但突如其来的贬值却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震荡。为了慰平动荡和稳定人民币汇率，央行不得不在离岸和在岸市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外汇干预。在央行的一系列举措下，市场对人民币过于悲观的预期得到修正。但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已经被打破，企业对于远期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仍然存在一定忧虑。由于人民币仍将承压，使得部分企业加强对海外优质资产的配置，以抵御风险。
——对外投资审批环节简政放权，释放了企业海外投资活力。2014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同年9月，商务部颁布了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至此，“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得以建立。2015年6月起，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改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外管局只是通过银行对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监管。这一系列对外投资监管领域的简政放权，大大增强了市场活力。
不必过于担心资本外流
有人担心，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幅增加会不会隐藏了相当数量的私人资本外逃？笔者认为，目前不必有这种担心。得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通过考察一季度前10大中国海外并购已完成项目，发现其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国有企业占主体。在这10大交易中，国有企业海外并购7起，并购金额占比76.2%。国有企业在海外形成的资产仍然是国有资产，仍应在国资委监管下。如果在海外形成的国有资产是优质的战略性资产或重要的资源类资产，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国有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此外，海外优质的国有资产如果能得到良好的吸收和转化，在国内加以利用，将助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
其次，国家和行业分布显示海外并购并未出现大规模异常流向。除了1起（中国广东核电收购Mastika Lagenda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外，这十大交易中的9起均在发达国家和离岸金融中心，包括开曼群岛3起，美国、澳大利亚各2起，德国、瑞士各1起。
再次，单个季度的并购激增不改变整体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较低、占GDP比重偏低的事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但存量占全球的比重只有3.4%，不仅低于美国的24.4%，也远低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此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同样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014年，流量上，中国、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世界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分别为1.15%、2.23%、1.85%和2.24%；存量上，这一比重分别为7.25%、25.79%、32.93%和43.75%。
最后，中企海外并购的结构不断优化，“走出去”有望对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行业结构不断优化。热点行业出现显著转移，由原来产能过剩的能源、矿产、化工等领域转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以及金融业和先进制造业。在一季度前10大对外并购中，没有一笔是资源类投资。境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服务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对中企海外并购大幅增加所带来的资本流出的担心，更应关切的是中企海外并购过程中的企业债务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此，政府应当鼓励企业海外并购进行多元化融资，降低对国内银行资金的依赖，反对高杠杆并购。同时，应加强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规范和监管。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