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陶瓷之都”，佛山陶瓷行业刚刚经历了转型“阵痛”。通过淘汰转移、改造提升，企业数从300多家减少到不足70家，产值却翻了一番。

　　在重庆，通过有针对性地“补链”“强链”，电子信息和汽车两大支柱产业形成全产业链集群竞争优势，并加快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对接、互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年产值达到1660亿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东部沿海及部分西部省份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以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引领的新产业、新供给大量涌现，对经济的贡献日益突出，新旧动力转换趋势初步显现。

　　传统制造“老树发新芽”

　　多位地方官员表示，传统制造业基础雄厚，提升空间很大，而大部分新兴产业并不是“无中生有”。当前应注重从供给端加大引导，以智能制造、“互联网+”和产业链升级等推动产业提升。

　　在制造业基地广东省佛山市，家电、家居、陶瓷等传统制造企业呈现“老树发新芽”的态势。家电龙头企业美的引入800多台机器人，生产效率提高了15%。同时，为适应消费升级变化，推出防踢被儿童空调、自动投放智能快净洗衣机、高温“蒸汽洗”油烟机等系列创新精品，去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10亿元，同比增长22.6%，在福布斯世界500强中超越了惠而浦、LG等国际家电巨头。

　　以政策和资金为引导提升技术，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自2015年3月，广东省推出新一轮技术改造计划，用三年时间投入9000亿元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1至10月，全省工业技改投资2592亿元，同比增长61%，为企业带来大幅增效。1至10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6%，比全国平均高出8.6个百分点，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大为提升，比上年人均增加近万元，涨幅5.2%。

　　以产业链集聚升级为抓手，传统支柱产业有望实现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梯度跃迁”。西部的重庆市，以汽车产业为基础，新能源及智能汽车正在发力突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垂直整合，集成电路、显示面板等核心零部件及多元化智能终端正加速形成。电子信息和汽车两大支柱产业的规模2015年各达5000亿元。

　　新兴产业稳固壮大“区域隆起”

　　创新是新动力形成的关键要素。一些地方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新供给大量涌现，供给结构呈现优化态势。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兴产业成长梯队正在稳固壮大，“未来现实”产业加快布局，产业新旧动力转换势头显现。

　　深圳是我国的“创新高地”，截至2015年11月，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500多家，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在“水草丰茂”的创新环境下，每年都会涌现大批创新型企业，推出全新科技产品。2015年，华大基因推出两款自主研发的基因测序系统，开启了国内初生缺陷预防等精准医疗市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销量跃居全球第一；超多维光电子公司在全球获得500项专利，成为全球3D应用技术的领先者。

　　多位专家和科技企业负责人表示，与此前我国更多是“跟随、追赶”不同，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中国制造和科技创新正在逐步跻身“引领”之列。以被称为21世纪“未来材料”的石墨烯为例，我国相关专利已超过美国处于世界首位，重庆建成全球第一条年产量100万平方米石墨烯薄膜生产线，2016年石墨烯电子地图、单双页电子书、柔性手机等都将投入市场，石墨烯大规模应用时机即将到来。一些地方正在加大布局既符合全球科技演进方向、又可在近中期实现广阔市场的“未来现实”产业。深圳专门制定了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市财政连续七年每年投资10亿元用于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东部沿海及中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高速增长、“区域隆起”的态势。在深圳，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近五年平均增长20%以上，为同期GDP增速的两倍，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35%，居全国城市首位。在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年产值达到1660亿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

　　供给侧改革“用武之地”广阔

　　不少地方对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抱着极高热情。在采访中，很多地方官员表示，相对于需求侧管理而言，供给侧改革更多是结构性的，涉及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这给了地方“用武之地”。

　　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由地方和大学共建，目前正聚焦佛山产业群，围绕各产业板块升级的共性技术重点突破，向企业提供技术改造方案。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变的关键期，积极提升改造传统动能，既可有效防止新旧衔接中的“青黄不接”，也是新动力启动的基础。《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地方正在强化技术供给，搭建公共平台，突破产业升级瓶颈。

　　同时，不少地方正在改变传统的政府扶持做法，真正让企业、市场走在前面。例如，上海市探索发行“四新”服务券，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和转让，政府扶持由“返税”转向“返服务”。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高投入、大市场的特点，一些地方改变财政扶持资金使用方式，探索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市场化的投融资供给模式。中关村发展集团是北京市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资金平台，通过引入市场化投融资模式，设立中关村天使投资母基金、创业投资母基金、海外并购母基金等。同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发行私募债券、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形成1000亿元规模的社会资金，实现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集中支持大信息、大健康两大产业，投资和服务落地项目达1028个，投资额250亿元。

　　科技成果产业化，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难点。一些地方加大探索科研管理体制和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完善成果确认、股权激励和收益分配等制度，激发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中科院重庆研究院通过股权合作引入企业投资石墨烯开发，研发团队获12.5%的股权，为石墨烯产业化源源不断注入技术动力，不到三年成功实现从实验室向产业化应用的大跨越。

　　多位受访的地方官员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坚持“企业为主体，政府造环境”的原则。为此，佛山市提出将2016年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补短板攻坚年”，补上光纤改造、基站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马正勇说，广州科技经费投入低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现已提出科研经费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双倍增”计划，致力于营造创新生态系统的“森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