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引几个大项目就能解决的，引入项目就是强心剂，管得了一时，管不了根本。根本的动力还是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形成内生动力，生成地方自身的造血功能，地方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竞争力。
此外还要转变思路，除了中央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外，更要鼓励地方政府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有更大更积极的作为，给地方先行先试更为宽松的政策。东北的问题很复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以后无论怎么转型，如何转变发展动力，如何推进社会转型，都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再造和重塑。
嘉 宾
宋冬林 吉林财经大学校长
李俊江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孙志明 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3年东北振兴以来，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率位居全国前列，但从2014年开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率处于全国偏后位置。如何看待2003年至2013年间的东北十年振兴？当下东北经济的低迷由哪些因素造成？新的东北振兴之路应该如何走？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邀请吉林财经大学校长宋冬林、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俊江、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三位专家一致认为，东北三省的现状与历史上东北计划经济痕迹较重、市场意识不强等原因密切相关，新一轮东北振兴应避免之前的路径依赖。
东北振兴十年是“补课”的过程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2003年至2013年间的东北振兴？
宋冬林：2003年中央出台东北振兴方案之前，整个东北地区的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占比达到八成，黑龙江省超过80％，吉林省大概是80％，辽宁省也差不多。经过13年的改革，国有经济比例下降到50％以下，仍然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东北振兴十年，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是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在产业发展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就已经关注到东北的产业结构并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政策，虽然在东北振兴相关政策出台13年后，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可喜变化，一产比例有所下降，二产比例相对稳定，三产比例上升明显。与过去比，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有改善，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差距。
之前东北增长很快，是一个顺周期的增长。当时全国出现投资热时，对基础设施，尤其是对一些原材料和原材料的初级加工有大量的需求，一下就把东北资源型产业和资源粗加工产业带了起来。也就是说当政策利好，投资比较热的时候，东北增长比其他地区要快。当市场不景气，整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它比其他地区下滑的要快。特别是在2014年后，整个东北经济出现全区域的断崖式下滑，引起社会关注。
我认为，从2003年到现在，东北振兴战略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还不稳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域性的持续下滑？
李俊江：前一轮东北振兴时，整个东北地区在全国增长速度一直比较靠前，始终是两位数的增长。一方面与东北地区原来的经济基数低，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比如说把国有企业包袱转嫁出去有关；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包括国内市场流通渠道的扩大，资源流动性的增加，比如靠国家优惠政策扶持，农业上一些项目的支持。但是这些都是东北“补课”的过程，真正的造血功能，健康的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没有形成。
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中国近十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国外市场需求的增加。然而，现在国外市场需求一萎缩，国内经济产能过剩就凸显出来了。东北前些年的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国内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在过去十几年里，有了搭便车式的增长，但应该形成内生动力、创新能力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在经济形势变化后，发展动力马上就没有了，没有可持续性。
孙志明：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东北三省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水平，但是从2014年开始整体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下降得非常快。2007年全国GDP增速达到顶峰后，至今已经调整8年，是改革以来经济下行周期中往下调整最长的一次，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增长的新常态，未来是不是会继续下台阶还很难说，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受到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时，全国的经济环境有利于重化工业发展，东北地区利用原来的工业结构和基础，发展迅速，在这十年的发展中，东北重工业比重偏重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多因素致东北经济下滑
中国经济时报：当下东北经济低迷体现在哪些方面，由哪些因素造成？
宋冬林：东北经济近几年出现断崖式下滑，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产业结构问题。
2003年到2015年，13年里整个东北经济的总量增加，人均收入也在增加，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三产有一些显著的发展，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特点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工业竞争力不强，抗市场风险能力弱，一旦经济环境趋紧，竞争加剧，企业就会出现经营困难，就会由企业困局引致产业困局，进而导致财政收入急剧下滑。
第二是经济活力不足。
2003年东北振兴到现在为止，尽管GDP增长的速度并不慢，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增长。但是，体制机制束缚仍然存在，在资源要素的配置上政府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要素资源的凝聚和吸引效应不强，利用和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缺乏活力，创新创业环境差，加之，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因素，人口外流严重。北大课题组曾做过调查，近年来东北的人口持续负增长，人口大量流出，从流出的人口构成看，一是各类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二是老年人口。这对经济增长显然是有影响的。
李俊江：东北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一是人的观念问题。相对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东北人观念相对封闭、保守、落后，还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二是体制机制问题，东北的体制机制不灵活，落后于南方。
以吉林省为例，当地的地下和地上资源比江苏省要好很多，工业基础好，不仅汽车制造业发达，还有强大的产业工人队伍，高校数量较多，知识分子比例很高。但固化的观念、体制机制改不了，就无法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
而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占比很大，虽然经过了上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上一轮国企改革和现在比相对简单，实际上就是资产的重组、变现，解决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资源实现了合理配置，改制后的企业中，也提高了企业的效益，经营好的可能活下来了，现在也发展得很好，增加了就业。有的企业没有经营好，就自生自灭，被市场淘汰。上一轮的国企改革想激发活力，目前看激发了部分活力，一部分企业的效率提高，特别是竞争性行业，但如果从东北地区看，活下来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处在垄断性资源型行业。
孙志明：东北形势确实比较难，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问题。相对南方沿海地区，东北的体制比较僵化，改革还不是很彻底。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第一重点是改革，通过改革发挥市场作用，释放地区经济活力。东北改革进程相对较慢，活力就释放得慢。
受体制等因素影响，东北计划经济痕迹较重，国企占比较高，东北人创业或者是发展经济的劲头都不是很足，加上东北地广人稀，人均耕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很多，因此政府必须多做一些工作，才能把经济提上去。
二是经济结构。东北国有经济占比较大，重工业占比高，调整起来比较难。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人均GDP很高，位列京津沪直辖市之后，其他省份之前。但改革开放30多年，当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与之前固有的经济结构有关。改革开放之前，东北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在改革开放后，轻工业率先发展，南方抓住机会干起来了，东北把着“傻大黑粗”的东西动不了，一点点落后了。
三是人口结构。东北人口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辽宁和吉林人口总数各增加了1万人，而黑龙江减少了2万人，整个东北地区人口数与上年持平，这可能是个转折点。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生率低，二是往外走的人多。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东北的老年化程度比较高，社保负担比较重。
这三个方面中，人口因素不好调整，体制可以改革，结构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可以变化。
新一轮振兴需微观主体再造
中国经济时报：新一轮的东北振兴之路如何走？
宋冬林：东北的问题很复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以后无论怎么转型，如何转变发展动力，如何推进社会转型，都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再造和重塑。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需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体制机制问题，二是产业问题，三是市场主体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实现与市场的全面对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具体说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在政府，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市场禁入限制，创新商事制度安排，抑制垄断，鼓励竞争和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产业问题的重点在于调结构和增强支柱产业竞争力，加减乘除并举。市场主体问题的重点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机制，卸包袱，减债务，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通过改革再造，重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微观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东北振兴与否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GDP增长多少，更在于能否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和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市场主体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新一轮的东北振兴思路要转变，除了中央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外，更要鼓励地方政府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有更大更积极的作为，给地方先行先试更为宽松的政策，如设立科技体制改革示范区、国有企业改革示范区和民营企业集群发展示范区等，在项目投入上，也要转变思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比方说单一结构城市转型当中有些项目，可以采取PPP模式，引进民营资本，探索政府投入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的新模式。在建设接续替代产业园区上，充分考虑资源型城市的个体差异，因市施策，全产业链规划，产业布局上充分考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积聚人气。对于单一结构城市中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比如偏远林区、矿区的转型发展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东北振兴关键在于构建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制度保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抓手只能是全面深化改革。
李俊江：吉林和黑龙江本质上还是资源粗放类型的省份，要想振兴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实现。而且短时间内，东北即使振兴，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将很难有实质性突破，需要立足优势产业。
以吉林省为例，机械制造业有优势，形成了比较好的产业工人队伍，一汽工人素质很高；吉林也是农业大省，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做附加值高的产业。而另一方面，吉林省的对外开放度不高，没有出海港口，不具备发展大宗货物贸易物流的优势，但可以大力发展“互联网＋”，现代服务业，比如吉林省可以做3D打印、大数据以及生物制药等。吉林省有科研优势，科研力量却一直没释放出来，要充分发挥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要协同发展，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大学的优势，为企业提供创新科研的平台。
东北下一轮振兴，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要。前一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种粗放性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物理性质的改革，这一次要有化学反应，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到功能上都要改。
从监管范围看，过去对国有企业管人、管物、管资产，现在要转变成管资本；从分类上看，过去国有企业改革都是政策一刀切，现在分类，和过去相比具有质的变化，明确提出按照分类管理，分类绩效，对国有企业的功能、作用发挥，就比过去更精准，比如国有企业有公益性、半公益性、还有非公益性的，非公益性的就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就要为社会运行提供基础公共服务，就不需要企业盈利，甚至政府可能还要给一些财政上支持；从管人的机制上看，国有企业有公务员系的管理，有市场化管理；从混合所有制看，新一轮的改革中，混合所有制也是一股独大，可以和民营经济混合，这是国有企业领域通过股权制的重组、改革，使得它的运营更加规范化。
未来新一轮国企改革关键是制度设计，主要管资产或者管资本，保值增值，其他的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市场竞争，选聘总经理董事长，也按照市场化的行为，不能定级别，要去行政化。但靠国企救活不了东北，要考虑怎么激发市场的活力，提振中小企业创业精神，未来东北的振兴要靠它的成长拉动。
中央层面的简政放权，一定要落地，真正涉及核心的简政也要精简，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应该一刀切，像国企改革，应该分类指导，比如说国家有些政策，不管富裕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采取一个政策，缺乏特殊性。
过去几年，国家对落后地区，对东北的政策严格来讲支持的力度不够，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东北地区承担的改革成本要比南方大。当时东北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调出去，这是没有回报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央给的政策实际上支持的力度有限，因为南方的国有企业少，所以改起来比较容易。由于北方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大，中央给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资金也是不够的，财政上还是要给予必要支持。有的内生动力还是要给予支持，在它形成造血功能之前，给它输点血，目的是让它把造血的功能恢复、提升。
总之，东北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引几个大项目就能解决的，引入项目就是强心剂，管得了一时，管不了根本。根本的动力还是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形成内生动力，生成地方自身的造血功能，地方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竞争力。现在东北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没有产业带，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优势。
孙志明：新一轮的东北振兴，中央别给地方太大压力，要让它有一段时间的调整，虽然调整的过程挺痛苦，但是可能调整完以后，整个经济的活力会表现得更充分一些。
首先，东北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比如吉林省在2013年就开始提出了突出发展民营经济。2014年全国实施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吉林省在2013年就先改了，效果挺好，未来应继续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其次，东北地区科教基础比较好，人均受教育程度、科技力量很强，但现在应该重新做评估。之前科技部公布的数据中，吉林省每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并不靠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毕竟东北地区原来有一些基础，可以加大在科技教育方面改革力度，加大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对GDP增长的贡献，把科技教育要素的能量释放出来，实现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