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和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国内银行支持“一带一路”的境外金融战略也在逐步升级。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多地调研了解到，为了抓住此轮中国企业布局海外的机会，不少银行已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储备了上百个重点项目。与此同时，在银监部门监管引导下，多家银行不仅从总行层面制定了相应的信贷倾斜政策，为重点项目开通绿色通道，还从总行到分行层面都设立了专门工作组推动相关贷款和融资业务。

　　此前，建行曾披露已在沿线国家累计储备了268个重大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共计4600多亿美元；而中信银行也表示已储备“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超过200个，拟融资金额超过4000亿元。这些储备项目大部分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特色优势产业、进出口及“走出去”项目。

　　多家银行也制定了相关倾斜政策。据工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赵联盟介绍，工行总行设立了支持“一带一路”业务专项融资部，河南省分行则组建了大项目服务团队。与此同时，工行总行在行业限额管理方案中规定，对“走出去”和“一带一路”项目可以临时“鼓肚子”，两头在外的项目可不纳入限额管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银行对接“一带一路”境外项目过程中，政策性银行由于其特殊的政策定位，倾向于为境外大项目输送低成本融资。买方信贷通常是出口国银行直接向外国的进口厂商或进口方银行提供的贷款，在出口贸易中被广泛应用。据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王一兵介绍，在支持企业海外业务方面，进出口银行总行提供了政策性买方信贷业务。“买方信贷业务可分政策性买方信贷和一般商业性的买方信贷，政策性买方信贷通常更加优惠，涉及到政府意见、政府间的融资框架，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如果是一般商业买方信贷，会有一定要求，如通常买方商务合同金额不能太低。”王一兵说。

　　与此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利用自身参与设立的各类基金，如进出口银行利用其参与设立的东盟基金、丝路基金、中欧基金等，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相比政策性银行，在海外有分支机构的大型商业银行则倾向于发挥资金结算、内外机构联动的优势，充分整合境内外资源，为“走出去”提供“一篮子”融资安排。工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尹尤宪表示，针对对外工程承包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企业，工行提供各类对外非融资性担保、工程项下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买方信贷、境外项目融资、内保外贷等金融产品；针对对外投资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融资、国际银团等金融产品。

　　据悉，中国银行通过“人民币额度切分”业务为企业“走出去”降低融资成本。在具体操作上，“利用中行海外平台，通过将客户在境内中行有效的人民币授信额度总量切分给海外机构，由海外机构给该客户或者该客户的关联公司提供授信支持，从而发挥银行中介作用，打通海内外，使境内优质客户也可以使用境外低成本资金。”中行湖南分行行长郭德秋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银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经验略显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开拓相关业务的同时防范风险也是各家银行不容忽视的问题。据了解，不少银行在银行内部对“一带一路”国家都有一整套的风险评估，依据不同的风险评级，在具体融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防控手段。“针对不同的情况，一般会在融资过程中做出结构性的安排和引入组合式的担保手段。在某些国家，也会要求当地国家提供主权担保。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国家当地的财政实力有限，主权担保就可能采用其他方式来进行，比如，在一些产油国家，‘石油换贷款’就是比较常用的做法。”赵联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业内分析人士坦言，由于海外项目还面临政策、国别风险，通常资金回收周期长，因此，对于银行来说需要成熟的风险判断和信息沟通能力，很多项目也还是由中信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介入提供信用保险，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在融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另外，汇率风险也成为“走出去”企业和银行关注的重要风险之一，尤其在今年三季度，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次剧烈变动，市场预期迅速变化之下，不少“走出去”企业的业务也受到重大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在境外融资币种的结构设计上更为考虑外币资产和负债的匹配度以及对汇率风险的规避。“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近一段时间我们保持负债结构均衡，也做了一些资金结构的调整，比如用美元收账。实际上，企业‘走出去’的时候，银行通常提供的是外币贷款，考虑到未来汇率的变化，企业可能需要银行提供更多锁定风险的产品，涉及产品的期限或者产品类型应该更加丰富。”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黄建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