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

　　中央高层在过去的十天内，频频提到供给侧改革。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可谓中国宏观政策的重大分水岭：在这个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稿中，明确提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

　　经济学家马光远告诉《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这也意味着，“十三五”期间中国将把实现可持续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着力点放到打破各种障碍、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端”上来。

　　减速增长下转换经济引擎

　　NBD：以往我国对经济增速重视程度更高，经济调控也往往通过扩大投资为代表的需求端政策为主，目前情况是否出现变化？

　　马光远：从经济增长基本理论讲，7%的增长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如果这个数字大家认为很差的话，那说明对整体经济的基本走势出现了误读。

　　当前，制造业、房地产、出口、投资、消费、基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要素，它们承担了中国经济增长99%的动力，不过这六大要素近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有基建投资去年全年增长21%，远远高于GDP的增速。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换引擎，从全国范围内看，还没有新的引擎足以替代过去的六大要素，但如果依然过度依靠老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后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

　　NBD：下一步，中国经济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马光远：未来3~5年的时间里，产业要转型，我们可能要面临企业重组、倒闭等很多冲击，但我认为，需要担心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在减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完成经济增长引擎的转换，如何完成思维的转换。

　　过去30多年，企业竞争主要依靠做规模，成就行业的大龙头，同时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获得竞争力。中国当前制造业总规模全球第一，但是竞争力仍处在非常低端的水平。

　　在新的周期下，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谋划两件事：再工业化、在全球战略新兴产业领域进行新的布局。下一个阶段对中国来讲，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稳住阵脚，应该主要做好两件事：打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制高点。

　　过去30年我们创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下一个30年很难再有奇迹，我们只有通过改革，通过改变发展方式，通过创业创新，才有可能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转向供给端的必然选择

　　NBD：高层也是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关口上，屡屡提到供给端改革，您认为这有什么现实意义？

　　马光远：所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

　　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

　　当下的中国经济，包括制造业、人口红利、消费等在内的传统引擎都趋于疲弱，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通过供给端的改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不是通过加大刺激，人为实现所谓的“高跟鞋式增长”。

　　NBD：侧重增长的供给并不发轫于中国，您觉得其内涵是什么？

　　马光远：中国经济学思想转向“供给侧”的时代背景尽管和当年美国经济面临的环境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也陷入了战后黄金期后的大停滞。

　　在宏观经济学演变史上，“供给学派”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可谓风靡一时。这个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需求方面的理论，而特别着重于供给方面的一个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诺奖得主蒙代尔以及拉弗。其政策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戳到了美国经济的最大病症，因而被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以“里根经济学”而扬名立世。

　　供给学派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与有效利用，认为抑制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以及过高的税收，因此主张放宽各种管制，降低边际税率。

　　一个运动员最终成绩取决于其体能，而不是短期的训练或者奖金等刺激政策。这就是供给经济学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