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进程中，不仅要转移技术，也要展示成熟的管理经验。

    从几十年的发展来看，以投资拉动增长对中国来讲是有效的，希望对其他国家也有效。

    针对近期西方媒体的一些嘈杂声音，有关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中，不会输出什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是，可以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国际产能合作本身就是“投资拉动增长”发展模式的国际拓展，为了解决合作方低效不积极，还要通过输出有效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发挥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投资融资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值得推广的模式。

    国际产能合作本身就是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国际拓展“在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不会输出什么过剩产能，也不会输出污染和‘两高一资’，中国更无意输出什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室主任冯雷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是，可以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可以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向世界经济推广。”

    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的数据，过去12个月，全球贸易量仅增长1.5%，远远低于7%的长期年均增长水平，也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

    冯雷表示，近年来，全球贸易状况不断恶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在2010年出现一定反弹，但此后一蹶不振。

    从区域来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都陷入低迷。日本、美国、欧元区、中东欧、南美地区的进出口均出现环比下降。

    贸易增长停滞的背后隐含着投资的弱化，冯雷表示，一些大国经济政策关注国内供需平衡的倾向等，导致国际投资活动的减少。全球价值链链条的连接开始松动，国际产业的分工与格局可能会发生动摇，需要重新调整，这些都可能给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极大的变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虽然衰退已经过去了，但如何走出疲软的状态，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没有投资热点。”

    冯雷说，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兼有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方式，但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中国发展道路最为成功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以投资拉动增长。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可以将这一发展经验向世界经济推广。

    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是我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专家认为，中国收入高速增长过程中国民储蓄率上升，企业创新能力释放提升资本回报率，带动资本形成、深化和资本存量增长的加快，持续改变社会生产函数结构与提升效率，推动技术、产业与经济结构向更高水平演变并逐步实现经济赶超。

    “以投资拉动增长这一点，从中国几十年的发展道路来看，毋庸置疑对于中国来讲是有效的。对于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希望也应该是有效的。”丁一凡说。

    中国政府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实际上是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指了条康庄大道。“无论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所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基本上都是认可、支持、欢迎的。”丁一凡说，“在这一问题上，很少有异议；只是在具体的合作实践中，并不是每一个合作方都像中国这样积极有效率。”

    既转移技术，也展示成熟的管理经验

    过去，我国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对外贸易。当地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把其当成了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产地，从而会有一定的负面情绪，甚至抵触。然而，投资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当前，我国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是投资，那么当地人应该是相当地积极。

    可是，丁一凡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尽管我国在进行对外产业输出的时候，可能非常积极、乐观，效率也非常之高；然而，往往会发现对方的政府和企业效率可能会非常低，甚至几乎无法和我方形成积极的协作和互动。”

    “在国际产能合作具体项目的落实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像中国这样，拥有相当富有效率的政府管理体系。”丁一凡认为，这一点被大大地忽略了。“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化往往被认为是解决所谓公共治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无论是所谓的过渡国家还是转轨国家，最终都是‘选来选去’，甚至是‘打来打去’（内战），而没有一个有效的班子，或者说官僚队伍，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

    政府层面的这种低效，往往延伸至企业的管理层，也延伸至技术人员层面、工人层面。这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中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战略时，需要输出自身的一个成功的模式——有效的公共管理模式。”丁一凡说。

    过去我国在招商引资时，通常讲“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现在，好像历史在重演，只不过主体和对象发生了变化。在我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进程中，显然不仅要将技术转移给对方，还要向对方展示成熟的管理经验。

    丁一凡说，有效的公共管理模式，首先就是需要人力资源，需要培养出相当数量的管理人员，有效率的、有执行力的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这些都是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

    大工程、大项目必然需要相当多的中间环节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可是这种对人才的需求，在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往往是非常难以得到满足的，东道国非常缺乏。“从中国带过去，这不现实，成本太高昂。”丁一凡解释说，“而且这也不符合东道国的政策，东道国的初衷本就有解决其国内的就业，如果再过多引进中国的技术人员，则或会引起东道国许多人士的不满，以及其他诸多相关问题。”政策性银行经验也值得推广

    在金融加大力度支持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中国无形中也在施展着另一方面的成功模式，那就是发挥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投资融资方面的积极作用。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发挥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通过银团贷款、出口信贷、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融资支持力度。

    冯雷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国家鼓励国内金融机构提高对境外资产或权益的处置能力，支持“走出去”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提高企业融资能力。还有，政府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在境内外市场募集资金，用于“走出去”项目。实行境外发债备案制，募集低成本外汇资金，更好地满足企业“走出去”的资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