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看待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运行？“十三五”期间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潜力在哪儿？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将如何精准发力？改革又会否因稳增长压力而搁置或暂缓？就此，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了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中国经济网：如何看待上半年GDP增长7%，7%的含金量?
潘建成：7%这样的经济增速是来之不易的。在国际经济环境不太理想的背景下，实现7%的增速表明更多是依靠内需。同时国内环境也有很大的压力，“三期叠加”经济形势的蔓延，房地产调整的滞后影响进一步发挥，一些重要产品已接近增长峰值。在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实现7%是非常不容易的。
实际上，7%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增长率是相对数，有分子分母，我们的分母现在已经稳居世界全球第二，在此基础上增长达到7%的增速，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含金量是在不断上升的。从全球增长情况来看，超过中国7%增速的国家屈指可数。这个7%是在质量和效益提高基础上实现的7%，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含金量就更高了。
中国经济网：当前一些经济指标，如PMI不是很理想，工业PPI也长期为负，下半年情况怎样?
潘建成：PMI、PPI不太理想很大的原因就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个是国际环境没有明显复苏迹象，再一个就是产能过剩压力依然较大。再加上去库存的影响，PPI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负值。PMI在临近点附近波动，表明目前经济压力比较大，支撑其上行是不容易的。
下半年压力依然存在，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将发挥作用。首先，从去年底开始的货币政策调整，使流动性适度放松，作用会在下半年进一步显现。其次，就是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和相关建设，大量新工程包审批通过，这些建设项目落地、资金到位实际上也主要在下半年。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正反馈，创新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获得创新成果，市场给予丰厚的回报，这个回报又吸引更多人去从事创新和创业。如同滚雪球，下半年对经济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另外，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作用还在积极发挥作用，比如城镇化的发展，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从这些角度来讲，尽管有这么大的压力，但下半年继续保持7%左右的增速还是有条件的。
中国经济网：较之以前，经济新常态下，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会发生什么变化？
潘建成：总的从趋势上来看，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会减弱，消费的贡献会相对增强。但出口的贡献存在不确定性，年度和年度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快慢也不完全取决于国内的情况,与全球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都有关系。
中国经济网：要实现两个指标翻番，必须要有一定的GDP增速，据测算这个增速接近7%，“十三五”能达到这个速度吗？这样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潜力在哪？
潘建成：这个增速不可能是7%，明显低于7%就能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我们需要更有质量和效益的增长，而不仅仅是7%这样的增长速度。
“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一个就是消费。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消费动力和消费意愿不断提升，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第二个动力是大量公共产品的投资。目前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多薄弱环节，这些投资对增长贡献依然有很大潜力。
第三是结构性变动带来的潜力，就是城镇化。现在城镇化率只有50，离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还差20多个百分点。按照目前一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的话，至少还要20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依然还会发挥较大作用。
第四，我们追求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本身可能会对增长有些制约，但绿色发展本身也能刺激增长，因为资源环境保护要有大量投入，这方面的投资空间也是巨大的。
第五，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快两年了，各项改革顶层设计也即将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着力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作用发挥程度更高的时候，效率一定会提高。多项改革在十三五期间逐渐释放红利，对增长做出贡献。
第六个动力是重大区域战略的实施。国内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逐步落地，在“十三五”期间将发挥较大的作用。国际上更加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带一路”，推动“一带一路”可以使出口环境更加优化，对于整个世界经济也有深远影响。
第七个动力就是创新。创新对增长的贡献在“十三五”期间会进一步提高。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即进入创新活跃期。中国2014年就达到2%，预计“十三五”中国创新会更加活跃，对增长会产生突破性贡献。
中国经济网：应该说中国政府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很多，可是目前看比较显著的是货币政策的使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渐渐走向宽松，财政政策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积极”的空间呢？
潘建成：现在PPI往下走，CPI涨幅也不高，这其实在相对通胀压力较小的背景下，为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货币政策在目前形势下，依然还有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
当然，财政政策也有更多的空间。财政政策既有全面的政策也有针对性的政策，在当前形势下，它可能更好用、更具有针对性。今天经济的很多问题是结构性矛盾问题，财政政策解决结构性矛盾针对性更强。
财政方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做：一个是减税，实际上我们还有进一步减税空间，尤其对中小企业减税，对创新行业和企业减税，达到激励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增加公共产品的建设投资，关键一点就是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光靠财政资金来投资公共产品是不够的，可以大力推广PPP项目，把民间资本调动起来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在目前情况下，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可能会有一定的紧张情况，可以适当增加一点赤字，适当增发一些国债，包括地方债券，来适应积极财政政策的需求。
中国经济网：当前，内外因素以及“三期叠加”等，稳增长的压力比较大，为保持一定增速宏观调控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这样会不会使预定的改革搁置或暂缓呢？
潘建成：这个时候要特别强调一个好心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进入新常态后，在战略上要保持平常心态，这个平常心态就是我们面对困难和压力要有信心，要对改革取得的成效有信心；对于走出困难时期要有耐心，“三期叠加”时期很多困难叠加在一起，而且很多困难都是长期形成的顽疾，像治病一样没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不能因为压力大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搞投资刺激，这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第三点就是一定要有改革的决心。不能因为改革可能在某个阶段、某个地区、某个行业或多或少影响增长,就放弃改革。改革是一个系统的、长远的工程，不能因为短期出现的小问题而搁置。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毫不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