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采访的数十位科技界和产业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未来五年恰逢全球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关键期，全球很可能将出现新一轮技术革命。这意味着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窗口期”，如能抢搭这趟“快车”，将极大提高我国科技和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而一旦错失机遇，就可能在新一轮变革中落后，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受访专家普遍表示，未来五年，创新驱动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抓紧对“如何抢搭全球技术革命快车”进行前瞻性预判和部署，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能发生的方向和重点，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关键领域，及早出台技术和产业规划路线图，制定各阶段的落实目标。一些受访的科学家和企业家预测，未来五年，生态环境、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开发、信息技术等领域，将在国际范围内酝酿重大创新突破。但我国在这些领域布局薄弱，一些重大科技问题亟待加强布局。
强化信息技术创新力建设
当前，信息技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既引发了信息产业自身的爆炸性增长，也促使其他产业产生革命性变革。
专家认为，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定位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基础研究，信息技术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认为，国家应推动产生若干国际知名的重点实验室，建立一批在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中工作的创新团队，助推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并明显提升信息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自主装备能力。
同时，合理选择技术重点。在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方面，要多听取企业意见，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和工程实现的需求，以此为参考确定科研项目选题，在体现国际未来趋势的领域，应当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胡启恒说：“下一代互联网是国际研究热门，我国也要积极组织力量研究。3D打印技术、无人系统、基因测序、生物信息检测、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等也应重点发展。”
经济学家樊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等学者担忧，未来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以及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可能取得突破并广泛应用，这将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机遇，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将受到严峻挑战。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雷家骕认为，发达国家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完成新产业革命，因此，我国要将产业技术和结构升级作为重要任务。
还有一些受访专家建议，未来几年，我国应加快以“泛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技术研发。“泛在信息技术”融合了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顺应了未来制造业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是下一代智能制造的核心和基础。国家应设立重大专项，由科研机构与典型行业、企业联合，带动我国制造技术进步。
生态环境研究实现突破
未来五年，我国将处于“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战略选择的“两难”期，也是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和发展矛盾最尖锐的困难期。若处理得当，可以为未来环境全面改善奠定基础；如果污染蔓延，则可能产生难以控制的经济、社会、政治后果。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表示，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仍十分严峻。主要表现为：主要污染物削减任务仍然艰巨；土壤、水、空气等环境质量问题成为突出矛盾；污染可能继续从国外向国内转移、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等风险加剧；大城市群的问题集中爆发，新一轮城镇化面临“城市病”挑战。
专家建议，未来我国应加强环境科技研究。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例如，我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大气复合污染，其中灰霾污染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然而目前我国对灰霾的研究比较零散，对灰霾成因的本质认识不清，急需开展系统研究，以解释灰霾形成的关键污染物和关键机制，从而开发有针对性的灰霾污染源控制技术，为控制灰霾污染提供科学可行的技术和政策方案。
全面布局新能源
专家预测，未来30年全球能源消费总量将增加56％，化石能源仍然是2050年能源构成的基础，天然气特别是非常规天然气、油砂、岩页油的重要性日趋增强，而核能在未来10年内难以实现快速增长。全球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增加，可再生能源中80％来自水电和风电。
“能源资源问题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瓶颈制约因素。”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表示，我国能源资源节约情况成效显著，但问题仍然突出。其中，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但仍滞后于“十二五”规划目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有所提高，但也滞后于“十二五”规划目标。
胡鞍钢认为，我国应抓住绿色工业革命机遇，大力发展应用新能源技术，立足国内，着力增强能源供应能力，加大陆上、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同时创新体制机制，促进页岩气、页岩油、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建议，我国应加大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把对三峡工程的政策支持“移植”到太阳能、风能利用上。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将新增能源的需求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此外，我国还应高度重视地下新能源开发利用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地下新能源包括深层地热能和天然气水合物，我国西南、东南沿海、华北和东北地区具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南海及青藏高原永久冻土具有天然气水合物成矿的有利条件，我国应建设地下新能源开发综合实验测试平台和验证性试验平台，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促进新材料工程化应用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系统准确地理解材料组织结构与性能关系，是精确设计和控制材料设备过程的重要基础。材料计算与模拟是当今世界材料科技领域的前沿热点。
中科院的有关专家建议，国家应针对典型的模拟材料和真实的关键材料深入研究，选择典型应用和试验难以实现的极端条件建立计算设计方法并加以验证，实现更精确的预测功能，促进新材料的快速工程化应用，使我国新材料研发摆脱跟踪仿制的老路，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并与产业紧密结合。
记者还了解到，在我国已经具有一定先发优势的太阳能产业领域，薄膜化、柔性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一些企业界人士认为，加快薄膜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对实现我国太阳能产业从晶硅到薄膜的战略升级，保持我国在太阳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具有战略意义。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介绍，薄膜的优势在于无污染、低耗能、应用范围广。薄膜电池柔性化、轻质化、形状可塑、颜色可调的特点，使它在光伏建筑一体化、户用发电、农用设施、汽车应用、电子产品、通用产品、特种产品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
落实深海科研计划
受访专家认为，我国海洋是潜力巨大的资源宝库，也是支撑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应对其合理开发，进一步提高海洋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海军装备技术部原部长郑明建议，要注重海洋发展，把海洋维权维稳与海洋开发结合起来，国防工业和军事技术需要依靠民用技术，国家应大力扶持相关企业的发展。
“我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还比较落后，对资源勘探以及利用则更有待提升。”中交集团海洋重工事业部执行总经理陈琦希望，国家能从战略角度考虑如何支持海洋工程产业，既支持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和示范项目，又鼓励企业研发关键配套部件。
目前海洋生态与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问题，专家建议，我国应加强海洋矿产资源的统筹开发。中国海洋学会理事长王曙光认为，对于矿产资源，建议按照萎缩近海、发展远海、加强公海的思路统筹开发；石油项目则不宜在沿海周边过多开发；深海资源应坚持科技优先、区域优先和调查勘探优先；公海开发要提出展望性的目标。
中科院的专家建议，我国应加大对海洋资源的探测和开发技术的研究力度，建立海洋立体综合观测系统，加强海洋观测技术的系统集成和关键技术的研发，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同时，大力研发近海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认清在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海洋生态系统演变规律，为制定海洋战略、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只有抢搭全球技术革命“快车”，破除阻碍技术创新的不合理制度，才有可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业内人士认为，研究和培育“颠覆性创新”，将有助于我国抢占科技经济发展新制高点，进而实现“截弯取直”的创新发展思路。另外，要积极破除制约创新驱动“梗阻”，实现体制机制的变革。
抓紧培育颠覆性创新
科技界人士普遍表示，我国技术创新原创力不强的问题持续存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未发生根本改变，许多重要产业的制造装备、制造工艺和基础材料水平落后。在此情况下，我国如何实现“脱胎换骨”和“弯道超车”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力，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升等人士认为，纵观国内外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历史，确实存在一种具有非连续特征的“颠覆性创新”，即新产品或新服务替代传统产品或服务，并在相关领域产生革命性变革，如数码芯片替代传统感光胶片等。
他们认为，以往中国的企业大多采取模仿性创新：国外先进技术问世后，国内企业从中低端产品开始模仿，逐步改进技术、提升品质，再扩大市场份额。而中国的企业不能再满足于此类模仿性创新，而要千方百计推动“颠覆性创新”。对国家而言，研究和培育“颠覆性创新”，将有助于我国抢占科技经济发展新制高点，进而实现“截弯取直”的创新发展思路。
为此，何力等学者建议，将培育“颠覆性创新”与未来产业规划的编制工作有机结合：一方面，结合产业发展规划和科技发展规划，预测和评估未来潜在的“颠覆性创新”，及其可能产生的革命性能力和主要制约要素；另一方面，研究梳理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的成果，并分析这些成果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应用。在此基础上，形成颠覆性技术发展路线图，作出专项安排，以放大现有科技规划的效益。
机制变革进入深水区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等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管理领域存在政出多门、职能交叉和多头管理等诸多问题，尚没有形成整体性的战略思维，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严重，整个社会环境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未来五年这些变革将进入“深水区”。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将取决于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同程度，以及能否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引导创新的政策体系。针对制约创新驱动的“梗阻”，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穆荣平、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周林生、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等建议：
第一，让市场发现成为创新驱动的主线。要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在科学评价、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创造活动中的管理职能分工，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项目的组织者、进选者、评估者，在推动产业创新上真正形成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
第二，要进行产业化创新、商业化创新。不少专家提出，现在的不少创新是“产业化不够，商业化够不着”。政府应大力推进产业化应用，让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驱动。在产业化之后，要进行商业化创新，由传统工业思维转向互联网思维。
第三，要让创业投资基金、天使基金共同发挥作用。不少企业界人士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之所以走不远做不大，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缺少创业投资。“十三五”时期需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支持力度，强化对天使投资的支持引导，约束基金投向，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基金退出机制，使得基金能切实促进创新创业和初创期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