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三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于当地时间4月19日闭幕。此次会议涉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大改革议题均与中国密切相关：一是落实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二是审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其中，拖延了五年的份额和治理改革已经无法一再回避。
份额改革“B计划”浮出水面
本次春季年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一次对美国国会未能批准2010份额改革方案表示失望，督促美国政府和国会尽快通过改革方案。公报称，这些改革对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而言至关重要，并重申尽快实施改革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优先任务”。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美国华盛顿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时也表示，应推动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完全落实。周小川表示，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当前进展令人沮丧并倍感失望，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维护IMF的信誉、合法性、有效性。除推动份额改革外，其他许多方面包括治理结构问题也应取得进展。在推动落实2010年改革的同时，要积极考虑和讨论各种可能的过渡方案。这表明了中国的态度。
春季年会的公报中也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推进过渡方案，尽快使成员国的份额分配尽可能达到2010年完成的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所确定的水平。显然，各方已经认识到，在份额和治理结构等问题上不能再无限期等待美国国会了。
据报道，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记者会上表示，该组织份额改革已启动绕过美国的“B计划”， 该计划得到了大会的认可。他还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对人民币进行评估，分为纳入SDR两个标准和中国金融改革政策两个方面，7月份形成初步报告，年底前进行审议。
所谓的B计划，实际就是IMF在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不能完全实施的情况下，会考虑绕开美国国会从发达国家转移一部分份额，或者增加一部分份额给新兴经济体的方法，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份额最大程度上达到份额改革方案要求的水平的一个计划。作为一个过渡性而非原先改革方案的替代方案，其目的还是敦促美国兑现当年的承诺。
这个计划在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上就曾经提出。去年，美国国会再次未能将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纳入拨款法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当时曾发表声明表示，按照成员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于2015年1月就份额和治理改革讨论备选方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去年4月在讨论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治理改革的议题时，也再次敦促美国尽快批准改革，否则将有可能考虑绕开美国国会的“B”计划。这是G20首度表示他们将考虑其他备选方案来实现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目标。
G20轮值国主席、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霍基当时表示，如果美国国会年底前还不批准这一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最大成员国将检视可替代方案。美国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方面的教授艾斯沃·普拉萨德表示，“这是在暗示不会有一个无限期的等待过程。”
五年改革难见柳暗花明
在每次重大的国际金融会议上都会被提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轮份额改革其实始于五年前，是一份一议再议、久拖未决、一再延期的方案。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投票份额按照加权公式计算，其中一国GDP占比为50%，开放程度占30%，经济波动性占15%，国际储备占5%。其中GDP权重的计算60%按目前市场汇率计算，4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随着各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发生显著变化，过去的份额无法反映当前各国真实的经济实力。为了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不断上升的权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2010年12月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决定将约6%的份额从发达国家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改革执董会全部由选举产生，使其更具有代表性。这一揽子计划被认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70多年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2月份的第14次份额总检查报告，该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将扩容一倍，从2008年的2385亿提高到4770亿特别提款权，按当时汇价评估，折合7370亿美元；同时重新分配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的份额占比。
改革完成后，发达国家份额整体将降至57.7%，发展中国家升至42.3%。中国的份额将从原来的3.72%升至6.39%，成为仅次于美国（17.398%）和日本（6.461%）的该组织第三大会员国。
以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改变过份额，这次为何拖延了近五年仍没有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要得以实施，需要各成员国的批准。重大议题投票需要85%以上赞成票才能通过。份额的任何变化必须经85%的总投票权批准，并需要113个成员签字认可，且一个成员国的份额未经本国同意不得改变。最大的股东美国投票权份额高达约17%，拥有绝对否决权。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点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何重大的议题都无法通过，份额改革也不例外。
2010年的份额改革方案原先时间表是到2012年就应该获得各成员国批准后实施，但受美国大选、民主共和两党纷争影响，美国国会一直未批准该方案，导致这轮改革迟迟未能达到生效所需要的法律门槛。美国许多官员抱怨，在美国面临庞大赤字及预算削减之际，这项改革代价太过高昂。他们还抱怨，改革将降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财政问题的困扰和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影响力增大的担忧成为美国国会对改革计划难以点头的心理障碍。
面对巨额赤字，美国国会长期无法在财政悬崖问题上达成一致，导致2014财年联邦综合拨款法案迟迟无法通过，政府仅依靠临时拨款法案维持运作，2014年初美国国会才通过综合拨款法案，但这项总额为1.01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已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从中剔除。另外，2015年，美国国会勉强通过1万亿美元的综合拨款法案，但仍没有把IMF改革方案纳入其中。
在2014年4月份召开的IMF春季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沦为美国政治的“连带”牺牲品，这导致该组织无法完成一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的信息显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接受配额改革的163个国家里，仍然没有美国的名字，而这已经批准份额改革的163个成员国在IMF配额占比为79.64%，仍低于85%。
次优向最优仍需跨越藩篱
在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要积极考虑和讨论各种可能的过渡方案，但过渡性方案不是替代方案，基金组织成员还是希望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最终得到坚决、充分的执行。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墨西哥央行行长阿古斯丁·卡斯滕斯认为过渡方案将提高增长快的大型新兴经济体的份额，使其获得更多认可，但相比于全面实施2010年改革方案依然是“次优”的选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为何成为必争之地？
首先，份额比重决定份额认缴金额，认缴的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向该组织提供资金的最高限额。其次，份额比重基本上决定了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中的投票权比重。最后，成员国可以从该组织获得的融资数额以其份额为基础。例如，在备用和中期安排下，成员国每年可以借入份额200%以内的资金，累计最多为份额的6倍。当然特殊情况下贷款限额可能更高。
正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有这些作用，因此围绕份额改革的争议不应也不会搁置。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看，国际社会对其职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其改革也迫在眉睫。而各项改革中，反映话语权和运营效率的份额和内部治理改革最为重要，份额分配则是重中之重，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否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十分重要。
目前，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已经愈发显著。根据渣打最近发布的数据，过去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经增长一倍，占据了全球商务近半壁江山。报告还显示，2000至2012年期间，亚洲（不包括日本）贡献了全球贸易涨幅中的近40个百分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贡献也有所增加，而发达经济体的贡献则在不断减少。
IMF最大的成员国现在仍然是美国，目前其份额为421亿特别提款权（约合640亿美元），最小的成员国是图瓦卢，目前其份额为180万特别提款权（约合270万美元）。按照改革后的最新份额比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大成员国将依次分别为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虽然美国投票权下降至16.75%后，仍保持超过15%的重大决策否决权，但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将得以放大。
也正因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之路不会也不能停。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本届年会期间说，美国政府认为需要继续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实力和有效性，而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环。卢也表示，“奥巴马和我都会努力推动美国国会尽快批准改革方案。”
然而，现实是来自美国的阻力并非现任的奥巴马政府。奥巴马执政的民主党其实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但是国会（由共和党执掌）的再三阻拦使得改革始终无法推行，而这种情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很可能要等到共和党人接任总统，或民主党夺回国会控制权，才能发生根本逆转。
有分析人士认为，2010年改革方案是在金融危机特殊背景下在G20会议上艰难通过的。当时，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经济发展良好，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新兴市场增资以强化对欧洲国家的救助，因此通过了能够反映新兴市场地位和增加新兴市场发言权的改革方案，但现在这种有利条件已经消失，即便出台替代方案可能也有所折扣。
早在2012年，就有专家建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多重遇阻的情况下，中国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应积极推进建立自己的货币基金组织，鼓励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减少新兴经济体对外汇储备的依赖。
显然，新兴市场国家加强合作十分重要。从这点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落空，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降低了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合作难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启动B计划，意味着对于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各方都无法再容忍无限期的拖延。
2010年提出的关于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最新诉求缘于份额比例分配与世界经济力量结构的深刻变化不相适应。然而历时五年未果，若继续拖延，无疑改革将名存实亡。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建立到消亡不过三十年时间，此后迄今不到半个世纪内，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打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烙印。时至今日，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仍主导着国际金融和贸易活动。诞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即便份额改革得以顺利实施，强权大国仍然对国际金融秩序施加着根本性的影响。
作为成员已经发展到几乎囊括全球所有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关注目标必须转为建立和维护合理的全球金融体系上面，同时和其他国际组织共同支撑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由于和投票权相联系，其份额改革将影响到机构决策的公平性。只有切实落实份额的重新分配，才能使份额所反映的各国经济力量不再被扭曲，才能真正保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平和信用。
中国1980年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资格后，份额几经反复，加入之初仅为1.4%，第七次评估后提高至3%，此后又下降到2.7%，2006年上升至现在的3.72%，排名为第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状况。现在，近十年已经过去，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在全世界已经再度大步向前。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228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2014年则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位于美国之后，名列全球第二。仅从这一数字看，目前的份额水平如果不进行及时调整已经完全扭曲了经济力量的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全球经济要实现再平衡，实现更为健康的增长也无法离开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向是全球经济的活跃力量，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权益也应该得到公正的体现。
美国不应再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它应该清楚认识到，现在的治理架构已不符合形势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顺应形势变化而进行自我完善，而延误造成的代价正在不断上升。国际社会已经一再呼吁，推动IMF改革符合美国最大利益，因为每个国家都需要有相应的话语权。如果美国国会继续成为此轮改革的唯一障碍，美国也将遭受损失。
IMF的份额既是权利又是责任，对于中国而言，份额改革后如何更好地维护人民币汇率主权，进而积极争取国际货币政策话语权，同样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