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在多年疲弱的复苏后似乎正处在一个上下皆有可能的新路口，亚洲或仍将保持可观的增长，却暗藏多种不确定性。未来，亚洲在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孰大?经济体合作还需攻克哪些难点?金融贸易新架构如何影响区域未来?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都将在三江入海的博鳌胜地激起智慧的碰撞。

　　新起点下探寻亚洲融合

　　为期四天的本届博鳌论坛年会，吸引了1772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代表。77场正式讨论，议题十分广泛。从区域合作未来，到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从产业转型、技术创新，到政治安全、社会民生，并涵盖了“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时下热点话题。论坛将传递出新形势下的“亚洲声音”。

　　区域合作话题历来是博鳌论坛年会的重点。随着APEC北京会议的召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的进展，东盟共同体、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取得成果，亚洲的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家主席习近平等16国中外领导人共话博鳌，除了对亚洲区域融合发展和全球性治理观念的认同，更将在增进沟通和互信的基础上，为其未来碰撞出更多前瞻性思维，迎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亚洲一体化趋势。

　　2015年是东盟共同体元年，借着东盟峰会《内比都宣言》的东风，东盟共同体的一体化建设有望再上一个新台阶。包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等数位政要都将在论坛上共同探讨东盟共同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而去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倡议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年也将在本次论坛上启动。

　　泰国前总理素拉杰表示，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个概念，它更是一种哲学。它提醒我们亚洲人，我们曾经是多么分裂，被各种战争、各种制度、各种分歧所分裂。而今天，命运共同体这个具有哲学高度的概念唤起亚洲人的共鸣，正如博鳌论坛主题所倡导的那样，亚洲应该迈向一个新的未来，忘却历史恩怨、追求和平发展的未来。他表示，中国提出的有关“一带一路”、亚投行、亚洲自贸区等建议，都将极大地促进亚洲经济合作。但东亚经济合作仍然面临挑战。和平环境是亚洲经济合作的基石，一旦发生地区冲突，将严重影响亚洲经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他还建议中国方面应从各个层面加强与各国交流，加深其他国家的理解，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印度尼西亚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表示，亚洲的未来在于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即亚洲人民的命运要由自己来掌握，亚洲丰富的资源要由自己来支配，而博鳌论坛将有力推动亚洲一体化进程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他认为，亚洲将继续引领全球的经济发展，他还期待本次论坛年会能推动更多国家加入亚投行。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中文部主任黄斌认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就是亚洲经济体共谋发展。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可以推动东南亚经济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提升竞争力，并在此过程中带动当地就业和购买力。“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亚洲经济体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增强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免疫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亚洲经济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需要整合，因为亚洲经济体与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很多，如10+1，10+3等，最后能否组合为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是努力的方向。

　　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5年度报告》指出，虽然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放缓，未来将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但考虑到亚洲经济体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应对挑战的一个关键性的对策将是扩张亚洲内部市场。而加强“一带一路”、中日韩经济合作、亚太自贸区等亚洲多边机制建设，将对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产生积极作用。

　　海边小镇研判经济风向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国为经济复苏已经努力多年，但各国表现极其不平衡，货币政策也在宽松大基调下出现分野。除美国之外的发达经济体表现疲弱，欧洲开始出现好的苗头;新兴经济体经济仍有放慢风险。本届论坛上，将展望世界经济呈现出哪些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会遭遇顺风抑或逆风，确定新增长动力将来自何方，亚洲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如何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而“中国经济新常态”议题也首次走入博鳌论坛。

　　俄罗斯工商会副主席彼得罗夫表示，目前中国、印度和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仍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年会将有助于人们更好认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

　　博鳌论坛首次发布了“2015亚洲经济前瞻指数”，亚洲经济增长指数为88.9，预示2015年亚洲经济增速比上年将有所回落;亚洲就业指数为90.8，预示2015年亚洲地区总体失业率比上年略有上升;亚洲国际贸易指数为113.0，预示2015年亚洲经济体国际贸易增长比上年将明显加快，国际贸易的活跃有利于亚洲经济增长的回升。

　　亚洲的两大经济大国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预期正在发生逆转。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希雨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世界最高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看，印度经济增速必然会超过中国，就如当年美国经济增速超过英国、最后总量也超过英国，然后日本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当然总量没超过。不过，他认为，印度经济在可以预见的几年内超过中国缺乏基本依据。印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处于不稳定状态，增长结构非常脆弱，和中国相同的是，印度的经济结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是中印两国的共同挑战。谁在结构调整问题上脱颖而出，谁就将领先经济增长。

　　谈到中国，俄罗斯工商会副主席彼得罗夫表示，当前对中国来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减轻经济发展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不断挖掘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巨大潜力，这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他还赞扬说，中国对经济进行渐进性调整，确保经济平稳转型，体现出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远见。

　　一些学者认为，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外部通缩压力、汇率市场波动、总需求不足等因素固然是不利因素，然而只要政策方向适当，逆风也可化为顺风。曾任高盛亚洲公司副董事长的肯尼斯·柯蒂斯说，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人民币一直没有大幅贬值，中国可以购买更便宜的美元计价大宗商品，再用节省下的钱进行战略投资。

　　多边投资协议仍存障碍

　　迄今为止，全球的投资协议已经签署了数千个之多。但投资规则的碎片化，仍使得跨国投资者深感繁杂和不便。从各种类型的投资保护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来看未来国际投资新规则的趋势，也成为论坛关注的话题。

　　杨希雨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在推动亚太地区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过程中的两大挑战之一就是贸易投资碎片化。目前全世界向世界贸易组织申报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有500多个，但真正运行的不到一半。贸易投资碎片化实际上也在制约更大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包括更广泛金融合作的进程。他认为，经济领域需要整合已有的FTA，形成更大范围的合作。这方面，东亚经济共同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不过。杨雨希认为多边投资协议非常困难也非常必要。只有双边投资协议取得大的进展，多边投资协议才可能向前推进，因此大国之间的谈判十分重要。

　　在中美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进行的投资协定谈判中，负面清单的确定难度很大，成为两国谈判的焦点。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现在对中国而言最难的还是双边投资协定，而双边投资协定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

　　罗兰贝格首席执行官常博逸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最近关于多边投资协议的讨论重又抬头。支持者认为，全球资本流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利率在趋同，而工业化国家自身也希望有一致的国际投资规则。许多人还认为，地区化投资规则的制定可以使更高层次的多边规则制定更为简便。常博逸认为，就东盟10+6来说，一个统一的投资规则终究会制定出来，并使相关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变得更为容易。不过他表示，对于多边投资协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多边投资协议是否能解决当前投资领域中面对的挑战。对此，常博逸并不十分认可。他认为，多边投资协议不会引来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予更多的考虑。他还提醒说，东盟一体化已经取得很多进展，现在可以比以前更有作为。不过，东盟对一体化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和适当的步调。

　　“中国机遇”带来崭新动力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嘉宾不但包括了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同时也不乏全球工商界领军人物。他们显然认为亚洲是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增长势头相对明朗的活跃经济区域。虽然面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的诸多挑战，但从趋势上看，亚洲增长的新机遇和新动力亦日益显现。而今年，“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中国机遇”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表示，当前，亚洲区域合作理念已深入人心，发展势头迅猛，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规划的成型，为促进亚洲地区实现互联互通、资源互补和利益共享提供了重要契机。

　　俄罗斯工商会副主席彼得罗夫表示，博鳌论坛在俄罗斯被称为“亚洲达沃斯”，俄工商界对论坛的兴趣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和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浓厚兴趣。在亚洲地区落实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势在必行，一些国家的担忧只会让人感到惊讶。亚投行前景光明，不少国家准备参与亚投行建设，才是非常明智之举。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彼得·德赖斯代尔认为，亚投行可以成为亚洲乃至亚洲以外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工具。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亚洲地区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亚投行可以投资全地区、包括澳大利亚的项目，可以在包括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很多项目上发挥特别作用。

　　韩国湖西大学教授全家霖认为，由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初衷是为改善亚洲等区域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降低这些地区的生产要素融入全球市场的成本，尤其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填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缺口。亚投行将对亚洲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常博逸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使中国从依赖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岛国”成为一个真正使欧亚相连的大陆国家，对中国而言有很大的意义。中亚国家也将从中受益更多。自从独联体解体后，这些国家很少为人关注，而现在他们则可以融入一个伟大的计划中并且从中受益。

　　杨希雨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亚投行和亚开行这两家银行应该是伙伴关系，因为两者职能和作用有很大不同。亚开行目标广泛，从促进经济发展到扶持贫困、文盲、妇女儿童等，当然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投行则较为单一，侧重基础设施，双方不会形成全方位同质竞争。虽然亚开行首先提出要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目标，但实践证明亚开行一家不可能完成任务，亚投行是一个新的发动机。他还认为，亚投行如果能够在最佳实践方面提供最新鲜实用的成功经验，那就会对现有的机构带来压力，也倒逼其改善，这对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机制建设和业务运营非常好。

　　杨希雨还谈到，“一带一路”战略对全国各地以及整个中国周边、沿路沿线都会带来重大机遇。它不仅带动有形的贸易和投资，而且带动政策衔接方面的无形的合作，能够产生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的无形效益。所以“一带一路”不仅自身有广阔前景，对于参与者也有巨大的效应和机遇。

　　张燕生对《经济参考报》表示，“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市场，从而摊薄固定成本，使边际收益递增。产能调整面临的困难在更大的市场上会更容易解决，价值链的延伸和扩散也将促进竞争力的提升。这一战略使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英国《金融时报》25日撰文称，“一带一路”概念已经变成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轴，作为一个拥有美好憧憬的战略，其有望在本次论坛中实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