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豪”融资记
记者 林远/四川宜宾报道
“羊年我想要搞一个有机农场，在里面种上西瓜、樱桃。”说这话的樊志容是宜宾市郊区的一个农民，她2008年在县城注册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从外省引入了种植草莓的先进技术。通过全家人一起经营和努力，现在她建的生态农场每天最多能有超过200个客人来观光和采摘。
“新的一年我想建一个土特产交易中心，就设在主干道的路边上，服务更多的农户。”投资人漆建原来从事房地产开发工作，2011年响应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一头扎进了农业产业。现在他打造的水产养殖生态园已经是四川省优势水产品养殖示范基地，养殖了包括鲟鱼在内的十余种长江珍稀鱼类并源源不断地投向市场。
“我要养更多的黑猪！”90年代从事屠宰工作的朱顺彬在2010年转行修了自己的养猪场，15000平米以上的猪舍可谓“地区养猪一霸”。2014年的猪价大跌让他亏损惨重，但也从中发现了机遇：在猪价一片哀鸿时，自己精心饲养的几百头生态黑猪仍然价格坚挺，保证了盈利。所以他暗下决心未来要把养殖的重心放到黑猪身上。
从事农业产业的这仨人，有农民，有工商资本家，有搞养殖的，也有搞种植的，而他们相同的特点是，都可被称为“土豪”：通过流转，他们都拥有了数百亩乃至上千亩的土地使用权。也因此，他们的春节愿望不谋而合，就是在新的一年扩大经营规模。
而当记者问他们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路上有什么挑战时，他们的答案也是一致的：希望能顺利融资。
“融资难是农业企业面临的普遍现象，我们发展需要钱，最终还要靠银行支持。”有工商资本背景的漆建心里清楚，单靠出去找投资人不现实，只有贷款才是他们这群人的必选之路。
但是，银行的三农贷款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过去大多采用信用贷的方式，也就意味着每笔贷款只能是几万块钱，对于他们“宏大”的发展计划而言，这点儿钱有点不够。“怎么贷才能贷出更多的钱呢？”朱顺彬为这事颇为郁闷。
把他们三人在现实生活中联系起来的，是一位名叫梁华的人。从事农业开发产业的梁华主营“养鸽子”，也久为农业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所恼。因此，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和游说，梁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他申请成立了一个互助会，会员就是樊志容、漆建、朱顺彬这样的农业人。互助会会员每次为扩大生产而贷款，可以由互助会进行担保，降低银行对农业企业风险高，易出现坏账的忧虑，提高贷款的成功率，而且这样的联保形式让银行也更容易申请贴息。
这些志同道合的农业人一拍即合，很快这个点子就变成了现实，到记者发稿前，他们这个互助会刚好获批。
有了互助会当保障，接下来就要找银行了。平时喜欢钻研政策的梁华还在新闻上看到一个好消息，国家划定了主要扶持三农产业的几大金融机构，其中有很早以前一度帮助过他脱离经营困境的邮储银行。于是他迫不及待的联系了对方，希望能先行打听一下，没想到对方给了他一个更好地消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在一些地区先行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而四川省正好是邮储银行推出这项业务的试点地区。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的有关负责人告诉梁华，未来他们互助会的这些“土豪”们都有希望通过这个新产品获得更多的贷款，而且随着当地的确权颁证工作逐渐开展，以及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搬上议程，这一天可能不会太远。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他们：“有了资金支持，有机农场、土特产交易中心、黑猪养殖这些扩大经营规模的目标都很可能实现，但如果你们经营不善还不起贷款，银行可能会把你们好不容易流转过来的土地给收走，会不会担心？”
“不担心，绝对能搞好。”几人异口同声地说。
郝阿姨的心愿
记者 侯云龙/西安报道
2014年2月18日，除夕夜。在经过了六小时高铁车程，北京工作的郝帅带着自己新婚妻子王晨晨回到老家西安。在车站出口，郝帅的母亲郝阿姨已经守候多时。郝阿姨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自从郝帅2009年去北京工作，每年春节，她都会到车站接自己的儿子，和他一起回家过年。而今年春节对她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2014年33岁的郝帅终于在北京结婚成家了。这个春节，郝阿姨将第一次和儿子、儿媳一起在西安过年。
郝阿姨今年62岁，退休前在铁路系统从事会计工作，是《经济参考报》的忠实读者，对报社不少编辑记者如数家珍；她还是一位有着20多年“股龄”的老股民，对报纸的宏观报道和证券报道格外关注。郝阿姨告诉记者，2014年她开始关注报纸上区域经济和各地区改革试点的报道。她说，这些报道不但是进行股市投资的重要参考信息，还和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有关。
郝阿姨卖了个关子，先和记者聊起这几年自己和郝帅分隔两地的生活。“他大学毕业后先去上海工作，然后又读了研究生。”郝阿姨指着郝帅说：“因为专业问题，很难在西安找到工作。后来他在北京顺利地找到了工作，这一干就是5年。现在他已经在北京结婚买房，还拿了北京户口，算是在北京扎根了。”说到这里郝阿姨有些伤感。
郝阿姨接着说，在过去五年中，最让她牵挂的就是儿子的终身大事。“在北京工作不容易。工作忙，压力大，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时间交朋友、谈恋爱。”这让当母亲的她非常着急，在她看来，在适当的年龄结婚成家，不但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还会让年轻人树立起家庭责任感，也使年轻人更好地去工作和生活。
“14年他结了婚，我就宽心很多。也有时间去干自己的事情了。”郝阿姨说，郝帅结婚后，自己和朋友去了台湾、青海旅游，平日里除了锻炼身体和养花，还开始练习书法。“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态，争取不得病，不给儿子添麻烦。”郝阿姨说，郝帅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她不想让儿子为自己操心。
对于和母亲分隔两地，郝帅说，很感谢郝阿姨当初尊重他去北京工作的决定以及在这之后，对自己的默默支持。他说，尽管自己结婚没多久，但对“家”的概念和母亲有了新的理解。“中国人说‘子欲养而亲不在’，以前不懂事，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懂了。”说到这里郝帅的嗓子有些哽咽，他低下头，久久不发一言。这时，郝阿姨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说了句：“懂了就好。”这一句，有无奈，但更多的是欣慰。
“过完春节，我要和我妹妹去泰国普吉岛。听说那里可以潜水，要是身体允许，我也准备试试。”郝阿姨这样说。“这就是您的心愿？”面对记者的提问，郝阿姨摇了摇头说：“我希望改革的步伐再快一点，希望把在上海、深圳、北京等一些改革前沿地区试行好的改革新政推向全国，让全国更多的地区都分享改革红利，希望全国的所有地区都能更好地发展，出现更多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获得发展的机会，不要离开家就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我这一代人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文革，赶上了下岗，可以说一辈子都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我们还是熬过来了，熬出了现在的好生活；我儿子这一代人，物质上要比我们过得好，可以自己选择上学、工作和结婚，但他们赶上了并校扩招，赶上了毕业就失业，赶上了一对夫妻照看四个老人，赶上了中国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很多事情他们也无法选择，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没有一个是他们这一代人愿意看到的，但在时代的大潮中，他们只能选择随波逐流。所以我是真心希望国家好，希望全国各地都发展起来，希望到我孙子那一代，可以不用为了工作而离开自己的家乡。”郝阿姨这样解释。
“我是不是有点夸张？我不觉得夸张。我想这是所有母亲的心愿。”郝阿姨看着郝帅，面带微笑。
每逢佳节被“逼婚”
记者 钟源/北京 杭州报道
不知“逼婚”这个字眼始于何年，但作为大龄的自己肯定今年难逃此“劫”。既然木已成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想好对策。眼见年底脱单不成，自己便寻好后路——悄悄网罗各家反“逼婚”宝典，以备“审讯”之需，祈祷蒙混过关。
日岁见长的父母逐步提升了“逼婚”等级，更甚是在去年放下狠话——“2015年过年，你要么回一对，要么一个也别回！”。
每逢佳节被逼婚，对未婚大龄单身青年来说再熟悉不过。
在“逼婚”与“反逼婚”道路“摸爬滚打”多年的自己，对父母今年的大招只能将计就计，不孝地在京遥祝父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了。然而，“妥协”的往往是慈母。就在腊月28当天，母亲以正月去杭州看亲戚，交通便利为由决定今年来京过年，并要求自己送她去杭州。
得，将计就计之策就这么化解。看来今年要在京过一个边逛庙会、边陪老母拜佛烧香祈求子女桃花运的春节了。让自己吃惊的是，自北京西站接站起到正月初四南站护送去，我妈只字未提找女朋友、结婚的事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和母亲一路向南，沿途只谈风景、不谈婚姻之时，火车途经天津，上来一对年轻情侣。“分手吧，小A，你说你们天津也算一个大城市。你爸妈也算是很体面的公职人员，在我们那买套婚房怎么还有那么多房贷？”刚一上车，小情侣的女方便对天津男一顿埋怨。那男生也不示弱，一个劲儿地解释，“我爸妈已经尽力了，你说你们上海那房价那么高，能全款买房的有几个？更何况我家去年又为我刚买了车，花了不少钱。有房贷怎么了？反正我们还年轻，可以共同努力把日子过好。”一听这话，女孩儿似乎理屈词穷，只抛出一句“反正我妈不愿意！”便不再言语。
刚刚车厢气氛还算轻松，这几句对话让空气顿时紧张。“旁边的小伙伴们，哪位想玩耍，我们来打牌吧！”一路乐呵的东北小伙儿小B看到这情景，赶忙换话题道。
就这样，我、小A、小B、小C（在浙江大学正读博士的北京女孩儿）便组了局，成了kill time的临时“驴友”。期间小C问大家现在结婚对象什么最重要，是房子还是户口？不过，自己因为母亲在身边，只能以“呵呵”作答。
性格外向的东北小伙儿小B说，这些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他以自己为例，这次被父母逼婚去杭州打工，就是为赚点钱回家好找女朋友。对此，北京女孩儿小C感慨，“看来学的好不如嫁得好啊。自己今年博一，因为一心读书把年龄拖大了。到现在才知道女人最大的优势是年轻！”她透露，这次匆忙赶回学校，就是想参加那边的一个新年相亲会。一听这话，东北小伙小B赶忙解释，“找老婆还是人品第一啊！”。
对此，北京女孩儿小C坦言，“看来，还是要严把自己的底线，必须要有北京户口。”听到这话，小B急了。“你这人真2！北京户口是值钱，但也不能当饭吃！”对此，小C也很无辜，“我这容易吗，你刚才不是说主要是人品嘛，可前几天相亲，见面男方就提是否有北京户口，一听是北京土著，就分外好感！我之所以要找有北京户口的，就是排除那些只奔户口去，而不是真爱的”。听到这样的解释，大家恍然醒悟，并把矛头指向这个“看脸拼爹”的社会。“唉，我们80后这一代容易吗，亚历山大不说，父母还不理解，只会逼婚，只管把自己任务交掉！”
“年轻人，你们这一代压力是大，但也不要埋怨父母逼你们结婚，其实他们都期望你们平安幸福！孩子年龄大不结婚，孩子压力大，其实父母最揪心……到站了都打个电话给家人报个平安吧。”一直不说话的母亲突然说道。母亲说，“有些事儿要攀比，比方学习和工作；有些事不能攀比，比如金钱和婚姻！找对象要真心，过日子要容忍和担当。”
听到这席话，大家都没再言声，火车又恢复刚才的平静。唉……旅程有终点，可自己的幸福何时能到站呢？
一位老教师的忧心事
记者 李唐宁/山东报道
春节返乡，一派喜庆中也有种种疑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政策公布已近两月，尽管各地具体实施细则还未出台，但舆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经沸沸扬扬。山东省日照市教师圈子里这项改革一直被反复谈论，尽管决策层一再表态，仍未减轻改革给教师们带来的疑惑和不安。
据公开信息称，山东省人社厅相关人员经过大半年准备，目前山东省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经完成了前期调研、摸底工作。但在基层事业单位职工看来，改革路线仍是“一团模糊”。
老雷是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养老金并轨的消息让参加工作28年的他第一次在养老问题上有了危机感。
“按照人社部的说法，虽然制度上并轨了，但退休待遇并不会降低。但我们担心的一是财政上有没有钱给我们交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二是按照新的计发办法，未来待遇水平是否真的不会降低？”老雷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对于他们这批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教师而言，之前养老似乎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按照此前的养老办法，退休后养老金基本可以达到在职时的工资水平。但改革后，这一预期已经充满了变数。
此外，从情感上讲，降低养老金水平对老雷这代职工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从参加工作以来，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曾长期低于企业职工，本来养老金水平高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在职时收入低的补偿，现在这种补偿也要被拿掉吗？”老雷说：“而且多年来一直宣传工作满35年，退休后发全额工资，如果改革后达不到这水平，政策权威性在哪里？”
除去对个人福利影响的考虑，老雷对改革最大的疑惑在于，这是否是完善的改革链条中的一步，还是为了迎合舆论要求而即兴出台的“安抚措施”？“如果在大的改革框架下，有节奏的按部就班地改革，我们作为个人是不会不理解的，但如果仅仅是朝三暮四，缺乏顶层设计的随性之举，我们就不得不质疑改革的合理性了，毕竟养老金双轨制并不是现在中国养老面临的最大问题。”老雷说，不管改革是现在提高工资把福利“前置”，还是维持现有在职工资和退休金水平，他希望政策能有全局观，未来愿景更令群众信服。
父母想当淘宝客
记者 赵晶/上海报道
久未回乡，与父母接头后的第一句聊天不是“吃了吗？”也不是“怎么穿得这么少？”，而是“网上怎么买东西？”。
于是行李尚未整理完毕，就掏出手机为马云先生担当起义务宣传员——记者果然是马云背后千千万万个女人之一啊。听完大约10分钟的介绍后，母亲大人提出了几个疑问：钱会不会不安全？如果买的货不对版怎么办？和逛街不一样的是摸不到实物，会不会太没有乐趣了？而父亲大人则更进一步地问，马云那个什么宝收益率那么高，会是骗子吗？
这几年，互联网经济在已经成为证券公司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都知道一二的时髦事，随着双11、双12的普及，就连不爱上网的老年人都明白网上东西便宜，进而要求积极学习互联网购物及相关知识。而2015年春节期间，互联网红包满天飞的场面让同一饭桌上的老人们无比好奇——这么摇一摇就能拿到钱吗？
基于互联网基础上的各种消费和理财方式正成为横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天堑。一位ID为“宝少”网友在微博上吐槽说，希望今年能教父母学会支付宝钱包，这样她就能春节直接支付宝分发红包，而不必上银行排队了。
年轻人希望少去银行，多用数字支付工具，老年人则正好相反。在学习支付宝过程中，老年人更关注货款的安全、使用的便捷。这两个相悖的要求，实际上正是互联网经济走向更多人群的阻力。江湖曾有“得广场舞大妈得天下”之说，实则上，互联网经济通过几轮促销和轰炸之后，最后需要攻克的也是大妈们所代表的老年人市场，这是一片蓝海，也是一道考验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考题。
看着春晚，介绍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与未来，这是一顿难忘的年夜饭，在这个晚上，传统与新科技相互融合，除夕夜当晚参与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的总量达到了110亿次。其中在22时34分，每分钟有8.1亿次国人正在“摇红包”。
父母边看春晚边体会着近在身畔的互联网经济，而作为儿女，记者思考了一晚上如何帮助父母达成在网上购物的心愿。大年初一，记者宣布了新年计划，请老人家先学会“找人代付”，并且把记者的支付宝账号加入他们的通讯录——横竖都是孝敬老人，替父母代付货款也是孝敬的方式。
他们欣然接受，因为知道这个除夕和初一，自家孩子抢到了好几百元的红包，是个“有钱人”了呢。当然，就不必告诉他们记者还发出了上千元红包这件事情了。
小学入门也“一票难求”
记者 赵婧/宝鸡报道
过年回家，总爱去高中母校门前溜达溜达。十二年前，母校新校区在宝鸡东部郊区落成，那时那里还是沃野千里、麦田飘香。今年再去，早已是一座新城拔地而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几年前那些新手练车的宽敞马路如今已是拥堵不堪。
这里已经变成了宝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我表姐夫一家现在就落户于此。
2014年夏天对我表姐夫而言相当难熬。
严酷的夏天从5月份就开始了。“我们早就听说现在小孩上小学名额比较紧张。我们小区有个人通过关系，5月就给他家娃落实了上学名额，我想到我娃上学的事完全没有着落，心里头确实担心，万一错过了今年上学的年龄，明年就不是适龄儿童了，更难！所以我5月就开始四处联络、寻找门路。”
小学入学真可谓“一票难求”，本来顺其自然的事如何变得如此艰难？要说这每一件蹊跷事背后都有缘由。
我表姐夫一家所在的高新区，原来是乡镇农村地界。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民被征地后变成高新区居民，两个村镇的小学也拆除了，因此村民和以前住在村里的农民工的孩子都要在高新区上学。此外，很多工厂、公司迁到高新区，大量员工在高新区落户，导致人口迅速膨胀，这些企业员工的孩子也要在该区入学。
2014年那个暑假，高新区只有高新一小、高新二小两所小学。一小一年级从4个班扩大到6个班，每班人数从45人扩充为60人，而二小每班人数甚至高达70人。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满足区域内孩子上学的需求。
“我们小区2014年有28个娃要上小学。我们这些有孩子要上小学的业主就建了一个QQ群，互相通气，下班后见面第一句话就问孩子上学的事，希望谁家有关系有门路能给咱们帮个忙。”我表姐夫说这些情景仿佛还历历在目。
“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承诺可以保证小孩在高新区小学上学。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家长就联合起来天天找物业、找开发商，由开发商通过关系找教育局、学校领导。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我们才收到一个可以入学的证明单子。”听到这里，我不禁松了一口气，不过呢，我实在高兴得太早了。表姐夫接着说，我们小区有家长拿着证明单子去高新二小，学校告知，“不行，今年人太多了，你们就别想了，不能入学。”
这28个孩子家长没有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开发商身上，他们跑市教育局、跑高新区文教局，四处找人打听，在酷暑炎夏的烈日头下前前后后跑了无数次，得到的答复是，上不了高新小学，可以上村镇上的小学。
“我们买的高新区的房子，价格这么贵，主要就是考虑小孩上学，凭啥让小孩去村镇学校上学？”这个结果是像我表姐夫这样的在高新区安家落户的企业员工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况且村镇小学人也满满的，也不一定接收。”
迫于巨大的入学压力，还在建设中的高新三小提前一年开始招生，我的7岁小侄子在开学前最后时刻被划入了高新三小的学区范围。“实际上学校还没完全建好，从附近的高新一中借了教室，一个月内招了一些老师，由高新一小的校长和一部分老师兼职托管。作为家长，我肯定觉得不靠谱！”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此话一点不假。那个难熬的2014年夏天，我表姐夫多次跑到一小、二小校园里面看公告，想碰碰运气，看有没有家长通过什么途径找学校领导。“我连续请了好多天假，从早上八点等到中午12点，又从下午1点多等到快下班。终于有一天快6点见到了校长，校长只说了一句：‘你回去吧，别找了，行不行到时候给你通知。’我也没啥办法，只好就走了。”这个陕西汉子的落寞背影，在夕阳中拉的很长很长。
“后来我们还是托亲戚找朋友，一层一层找关系，才争取到了一个名额。报名那天，一直排队到晚上9点半才报完名，我们才算把心放下了。”我表姐夫看看身边的小侄子，对我说：“对于这个结果，我特别高兴，也觉得有点心酸。我的诉求是希望我家强强将来上初中、高中不要再出现2014年上小学时学校资源有限、小孩没有好学校可上的情况。”
老矿工井下过除夕
记者 刘丽/阳泉报道
人们知道阳泉也许是因为去游览过娘子关、看过电影《赵氏孤儿》。但是现在阳泉的经济名片是“全国最大无烟煤生产基地”，这里绝大多数人都靠着煤矿工作来供养家庭，老高也不例外。
老高告诉记者：“我在煤矿上已经工作30多年，煤矿工作365天不分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即使是过大年，煤矿也不停产，大年三十，采煤队如果放假了，大家过年做饭用的瓦斯就没办法正常供给，居民也就没法好好过年了。”
大年三十这天，老高和往常一样早晨6点起床，简单洗漱一下，6：15前从家里出发。大年三十老高被安排到上“晚4点班”，即下午4点到晚上11点要在井下工作。“说是‘晚4点班’，但实际上下午2点多就要开始准备了。首先要去澡堂换上下井的工作服，然后再从地面坐车下到地下工作面，这段距离有六七公里长，需要走一段路程，再坐一段绞车，绞车类似于景区的缆车，不过风景远不如缆车了，下了第一班绞车、再走一段距离换绞车，这一路就是一个多小时，在下午4点前赶到井下工作面与前一班的工人交接班，晚上11点后，在井下将工作交接给下一班的工人。交接工作完毕后，原路返回地面，再去澡堂洗洗只能看到眼睛的脸和浑身的煤尘，换上早晨出门时的衣服，等回到家，已是凌晨2点多。”老高向记者讲述道。
老高告诉记者，除夕这天的“晚4点班”是很顺利的一个班，如果有时碰上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工人们必须完成任务才能交接班，有时前前后后上一个班长达十四五个小时。
记者问起除夕在井下有没有吃饺子，老高摇摇头说：“地面到井下时间太长，班中餐一般都吃大米饭，在上面浇一层菜。如果送餐师傅送饺子送面条，在地面上时饺子包得挺好，但等到了井下就都粘成一团了。”即便山西传统主食为面食，除夕又有吃饺子的习俗，但是客观条件所限，大家只能吃着大米饭过这个年了。
除夕的井下与往常并无不同，由于工作条件艰苦，等饭送到井下后，有的矿工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勺子，蹲在满是煤炭的地面开始吃饭；有的矿工在地面找根铁丝三下两下弯成一个勺子的形状，端着饭盒站着吃饭；有的矿工们则找到一个木头桩的地方，坐在上面吃饭。“要非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心情与往常不同，我的女儿在外地工作，我就盼着大年初二全家团圆呢，天气预报这几天雨雪天气，我希望她们全家回来的时候高速公路不要封路，路面不要滑，她们都能平安抵达。”老高露出了笑容。
由于2014年煤炭行业“哀鸿遍野”，老高也坦言去年工资比往年降低了不少。干煤矿三十几年了，他目睹了煤炭行业由衰及盛、再由盛趋平的发展，2013年前的煤炭黄金十年恐怕就要过去了。他回忆道：“我们年轻的时候，父母们都不想让孩子下煤窑，只要孩子们在外面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活儿做，都不愿意去受这个罪，说这是把头绑在裤腰带上赚钱；现在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加上前几年煤矿效益好，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在矿上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但是当下这下煤窑的工作却也很不好找了。大年三十上班，日工资可是平时的三倍，对于煤矿工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太多，还是有很多工人愿意在这天加班的。”
说到自己的新年愿望，老高的心愿朴实而简单，他希望在外地的女儿能生活平安、工作顺利，希望自己所在的单位依旧能安全生产，来年有一个好的经济效益，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收入。
一个以色列人的北京梦
记者 张莫/北京报道
羊年春节已经是今年31岁的以色列小伙约瑟夫在北京渡过的第四个春节了。四年前，当他“追随”自己的中国太太来北京定居时，几乎一句中文不会说，现在他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北京人（Beijinger）。
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在华常住外国人已经达到60万，而约瑟夫就是这六十万分之一。在他的眼中，北京兼具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气质，如果不提空气污染和堵车的话，北京在他心中就是NO.1。约瑟夫来到北京是因为爱情，他和太太的爱情结晶也降临在北京，但是北京对他而言又绝不仅仅是爱情。他和千万个也在这里打拼的人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在这个“机遇之都”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开一所学校。
约瑟夫现在在国内最早的国际学校之一——北京BISS国际学校任教，主要教高中数学和计算机。他告诉记者，做老师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更是一份能使他得到快乐和满足的职业。“我大学本科时的专业是计算机软件教育，按照我这个专业的方向，毕业后既可以选择去做软件工程师，也可以选择从事相关的教育工作。”约瑟夫说，他和很多他的同学一样，毕业后在以色列做了几年软件工程师，但是也是在那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不是他想要的。就算他做得多么出色，他也无法从中感受到快乐和激情。“对我来说，做工程师的工作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每天一上班恨不得就算着时间盼望着赶快下班；但是给学生上课让我非常满足，每天一到家就盼望着赶快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中去。”约瑟夫毫不掩饰他对教育这份职业的热爱。
现在的约瑟夫，每天都在享受着这份普通却也不普通的工作带给他的快乐，而他还怀揣着一个更大的梦想——拥有自己的学校。在北京工作的这些年，他和不少教育同行有过交流，也对教育的本质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他说，旧式的、以内容为驱动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时代变化，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正确的教育方式应该是教授给学生如何获取知识，如何分析和整合繁杂的信息，而不该是教授给学生现成的东西。这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很多IB（国际文凭）课程都体现了这一教育理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开一所国际学校或是开设这类课程就万事大吉了，在所有的教育过程中去实践这一理念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希望在未来能够实现的目标。”仿佛看到梦想开花的样子，约瑟夫嘴角上扬，眼神坚定。
不想总有“漂”的感觉
记者 梁倩/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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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的打拼，在外漂泊的人们踏着匆匆的步履，赶在除夕华灯上、万家团圆时回到自己的家乡，与亲朋团聚。春节回家是流传至今的传统，更是一次精神的履约。2月18日，几位旅客提着年货走出兰州火车站出站口。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
他叫齐阳，是名飞机机务，远离家乡在北京工作。对于他来说，节假日总被加班替代，逢年过节大多会在机箱内上班。在外界人眼里，机务人员并不像飞行员有光鲜亮丽的名号，但他们手下的每一条线路、每一个螺丝的位置，都关系着广大飞机乘客的生命安全。
“我们待遇水平算是中等。”齐阳说，在国外，机务人员的待遇要比飞行员高很多，因为现在飞机多是电脑程序操控，一架飞机的安全驾驶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飞机的状态。但在国内，飞机机务的待遇并没有得到适合的体现。
虽然待遇较普通职业来说仍然算比较高的，但对于家庭条件一般的齐阳来说，能在北京买套房仍然是困难重重。他介绍说，自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在北京没有房谈结婚则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在考虑买房时，齐阳父母甚至想过将家乡唯一一套房产卖掉，然后去旁边村落租房住，为他筹钱。“如果父母真卖掉了房，那我真的……”说到这，他哽咽了，没有把话说完。
“不过幸亏顺义房价相对较低。”齐阳自嘲似的说，自己拿出了这些年的所有存款，最后和女方家各凑了一半付了一套二手房的首付。
齐阳说，现在已经成家，下一步就得想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在顺义虽然也有学校，但教育始终不如市内。齐阳无奈地说，现在的状态是，虽然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却觉得被拒之于外。他放下手中抽完的烟头又重新拿出一支烟。的确，北漂们挺难的。为了买房，为了安家。一件事过了就有另一件事在那等着。
而这一件件难过的坎也是齐阳加班的主要原因。“过节加班补助会多点，自己忙起来也不会再想烦心事，然而这种种的结果就是按时回家过节成了真正的奢侈品。”齐阳说，真的希望北京不再让大家有漂的感觉，也希望能把父母也接过来，那样就不会不能一起过节，但事实却是那么冰冷，一切都不允许。
所以，对于齐阳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回家过节。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同龄人在夜晚歌舞升平，而不享受本可享受的与家人团聚时光，因为对于他来说，能睡个完整的觉都是奢侈的。
“老有所依”的暮年梦
记者 王璐/平凉报道
甲午马年腊月，甘肃省庄浪县的王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每个月的工资又上涨了224元；坏消息是，一场4000万人走向三亿人的养老金并轨正汹涌袭来，还有三年就退休的他将告别“免缴费”时代，开始按工资的8%和4%分别缴纳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
今年王老师任教37年，已经评上副高级职称，按照此前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他至少可以领取四千多元的退休金，而且随着单位工资调整进行调整，这也是其一直以来“老有所依”的底气所在。
但是，现在走到一个转折点，这一切都将被打破。
“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眼看就要退休，政策突然就变了。养老金并轨改革后，像我这样的在职人员工资收入势必减少，而且基本养老金水平也会出现下降。虽然会根据视同缴费年限发放过渡性养老金，但这个缴费水平到底怎么算不清楚，一直害怕退休后拿到的钱就少了。现在物价在飞涨，人老了身体不行，常年在吃药，各项花销越来越大。”王老师言语中透着对未来的担忧。
事实上，这只是人到暮年“愁所依、愁所养”的一个侧影。庄浪这个西北的小县城，和国内千万个城市一样，正在遭遇着老年化浪潮的冲击，面临的窘境甚至远大于一二线城市。
“老人请保姆的很少，要么自己照顾自己，要么就跟儿女一起生活。”现年51岁的李女士儿女均在外地工作，一年至多回家两次。还有四年就退休她已早早担忧起养老的问题，“儿女们在大城市生活负担比较重，尤其是房价这么贵，没有个大房子，我们过去住不下，而且也确实不习惯当地的生活。自己在老家生活，却又面临着无人照顾的问题，请保姆得一大笔花销，自己那点养老金根本不够，而且在这小地方也很难请到合适的保姆。”
农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问题更为突出。家在庄浪县岳堡乡王家村的王大爷，虽已是70岁的高龄，且腿脚不灵便，但由于四个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十几亩的田地和两个上小学的孙子就靠他和同样是古稀的老伴照料。
周围村庄同样的故事也在上演。近年来在国家的不停反哺下，农村的日子好过多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领取养老金，今年每月的额度从55元提高到70元，但这并不能保障他们可以颐养天年，再加上青壮年劳力的日渐缺失，他们仍被迫参加农业劳动，以此来获取养老资源，而无人赡养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有老人甚至因此走上自杀的道路。
“希望养老金并轨尽快出台细则，解除退休的后顾之忧。同时，适当地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此外，多在小城镇建立养老机构，给老年人多提供活动的场所，这样退休了能有事干，不至于太孤单。”王老师建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