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安徽、陕西、北京、浙江等地采访了解到，受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小幅回落、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显现等多重因素影响，各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呈多发态势，并有从传统高发领域向更大范围蔓延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一些民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自身难保”，“无钱可发”成为欠薪主因，甚至波及少数大型企业。此外，由于经济降速、楼市遇冷，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或建筑承包商拖欠，而建筑承包商工程款又被上游建设项目企业拖欠，许多市政建设项目企业又被当地政府拖欠，从而出现环环相扣的“连环债”。
讨薪之路道阻且长
为了讨薪，来自辽宁朝阳的王春义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提到过年，这位身材魁梧的辽宁大汉眼里噙着泪花。
从2012年11月开始，经熟人介绍，王春义和生金林两人组织57个农民工从辽宁朝阳到阜新市经济开发区参与一家公司的厂房建设。按照与建筑商口头约定，工程结束后支付工资。工程完工后，王春义却始终联系不上建筑商，建筑公司办公地点已经人去楼空。从此，王春义开始了漫漫讨薪路。
王春义说要不到钱没脸回家，“一到年关，老家里全挤满了讨薪的人，咋跟大伙交代”。
来自四川广元苍溪县的李章仁、李振军父子同样面临着没钱回家过年的困境。
河南鄢陵县“东方威尼斯”住宅项目，开发商为河南东升兴隆置业有限公司，施工方为河南华安建设有限公司。“东方威尼斯”二期工程从2013年10月开工到2014年9月，有600多名农民工无法按时拿到工钱，涉及金额高达1300多万元。
李章仁、李振军父子被拖欠7万多元工钱。已62岁的李章仁说，他做的是最辛苦的混凝土打灰的活，辛苦一年什么也没拿到。“现在身无分文。打电话给老家，老伴就问为何不往家里汇点钱，我只能答应着。马上春节了，再拿不到钱，我们就去河南的救助站里过年。”
带着李家父子出来打工的包工头郑文说，为了干这个活，他贷款上百万元，从前年一直垫资到现在，现在都翻不了身。“看这个样子，春节前拿到工钱的希望不大了，这个春节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
欠薪事件多发趋势明显
记者了解到，建筑等领域依旧是农民工欠薪“高发区”，而一些非传统高发行业也越来越多被卷入其中，市场波动对劳资纠纷的传导效应日趋明显。
来自“用工大省”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的统计显示，近期浙江欠薪形势总体稳定，案件发生数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与上年基本持平，但所涉金额有一定幅度上升。安徽省劳动监察执法局局长唐正亮介绍说，近期安徽拖欠工资涉及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而拖欠工资总额则同比增加41％。
近期，安徽省当涂县一家服装厂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欠下80名农民工工资120万元，当地法院为企业联系到买家解了“燃眉之急”。但该厂所在的大公圩地区服装企业众多，大多为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受市场波动影响大，欠薪风险高发。
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副总队长陈伟介绍说，建筑业一般占欠薪事件比重为70％，而近年来制造业欠薪占比快速上升。2014年前11月，浙江制造业欠薪案件占到所有欠薪比例的49.5％，建筑业欠薪案件发生率约为43％。
“受整个经济形势影响，建筑业、制造业企业日子不太好过。两者相比较，建筑业资金链条比较长，工资支付周期也较长，所以一般大规模爆发式欠薪发生在春节前后。”陈伟分析说，而制造业对市场波动更灵敏，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很容易出现欠薪问题。
与此同时，各地农民工非理性维权、群体聚集以及因讨薪引发的恶性事件也屡有发生。2014年前11月，浙江共发生跳楼、堵路等事件约200起，同比上升10％；西安市人社部门2014年前10月处置因讨薪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21起；11月初，陕西省宜君县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纠集24名不明身份者打伤5名讨薪农民工，曾在当地引起极大关注。
民营企业渐成新“风险源”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一些民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自身难保”，“无钱可发”成为欠薪主因，甚至波及少数大型企业。
多个省市的劳动监察部门干部介绍说，目前，农民工欠薪现象在建筑、水利、公路、铁路工程及劳动密集型行业高发的基本态势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一些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新的“欠薪风险源”。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数量庞大、覆盖面广，是吸纳就业能力最强的“金字塔基”，即使其欠薪单笔数量和涉及人数不多，但一旦呈“多点开花”态势，对经济社会基本面的伤害极大。
北京市人社部门相关统计显示，近期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拖欠工资问题明显增多。“近年发生的欠薪案件，以用人单位倒闭，剩余财产不足以完全支付劳动者工资为主，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相对下降。”长期从事农民工讨薪维权的北京致诚公益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表示。
“由于资金链断裂，前段时间安徽文达集团员工也被欠薪几个月。讨薪的不是农民工，而是集团的工作人员，这也是近年来比较罕见的一起企业欠薪案。”唐正亮说。
一些民营企业主则以逃匿的办法逃避责任。佟丽华介绍说，租赁经营企业成为欠薪逃匿案件新的风险源，从各地情况看，此类企业发生拖欠甚至逃匿的案件上升幅度较大，个别城市此类案件占所有欠薪逃匿案件的七成，而租赁经营企业大多为民营企业。
政府部门相互推诿责任
王春义和生金林从2012年底开始，为讨薪多次找过阜新市经济开发区劳动局等部门，这些部门都说“管不了”。
不久前，《经济参考报》记者随王春义等几名农民工一起先后来到阜新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几位领导都拒绝接受采访。几经转折，开发区的发改局局长许青双接受了采访。他说，2014年9月已经以区政府的名义起诉了投资方与施工方，但法院正在搜集证据，何时能有结果他“说不清楚。”不过，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乙方资金并不充裕，即便法院判决生效，农民工也可能拿不到钱。
正在山西太原讨薪的邵佳喜，也一样经历着被“踢来踢去”的命运。邵佳喜掰着手指头说，他到太原市小店区信访办去过3次，区劳动局去过3次，太原市劳动局去过1次，乡政府去过3次，区政府去过1次。“太远了，每次都是20多人包车去，一去都是一天，每次都是绝望。”
“信访局推劳动局，劳动局推乡政府，把我们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他们说这是小产权房，他们管不了。”说起这事，带邵佳喜来打工的李建愤愤不平，“我问他们，开工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我们从5层盖到15层，那时你们怎么不说不管？”
说起这几天的打算，李建告诉记者，还没进展的话准备再去市政府。“我们能进得去吗？进去之后有用吗？”李建说着说着低下了头。
欠薪讨要陷“连环债”链条
在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中，农民工处于“生物链”的最底端。近几年，一些中西部地区和不少中小城市，热衷于靠房地产拉动地方经济。随着楼市热潮退去，许多开发商和承建商的资金泡沫像海市蜃楼一样突然消退，被欠薪的农民工则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西安市劳动监察部门排查出的58个建筑施工项目欠薪隐患问题中，涉及工程款拖欠、工程款纠纷或工程量核算的达到41起，占到总数的70.7％。
“工程款问题仍是引发欠薪的主因。”西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杨瑞平表示，当前垫资施工、工程项目层层转包现象十分普遍。开发商、总包单位、劳务分包、农民工四方之间形成了3个紧密结合的链条。作为支付农民工工资责任主体的劳务公司，大多数垫资兑付工资，一旦前两个环节在工程量、工程款结算中出现问题导致工程款延迟支付，劳务公司无力兑付，产生欠薪问题，处于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就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欠薪问题往往盘根错节，纠缠在建筑合同甲方乙方的条条款款里，像理不清的“蜘蛛网”，又像嚼不动的“橡胶糖”。更让农民工无奈的是，欠薪的“幕后债务人”有时甚至还是基层政府。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连环债”链条：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或建筑承包商拖欠——建筑承包商又被上游的建设项目企业拖欠——许多市政建设项目企业又被当地基层政府拖欠。由于面广量大，讨薪往往陷入“死结”。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势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不少公共工程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欠薪债务人。而辽宁省有关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辽宁省内有的基层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现象严重，金额增多、期限延长。三家处于不同地市的民营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门拖欠市政建设工程款数额巨大，其中一家民营公司因为欠薪上千万元，董事长已经数次被农民工堵在办公楼里。
安徽阜阳临泉县是一个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人口大县。24岁的李武已经打工六七年了，2013年他带着十几个人拉起了个水电施工队承包了常州一家房地产的水电项目，谈到欠薪问题，他说自己并不担心。“现在大家都用微信、QQ，只要我们放出个风说这家老板欠工钱，其他队的人就更不会来接活了，一传十十传百，他这工程除非要烂尾，要不就得给我们结清工钱。”李武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安徽、浙江、陕西等多地采访了解到，很多农民工为了讨回欠薪，都费尽心思、穷尽办法。许多农民工“被逼无奈”，开始利用网络新媒体曝光等“巧办法”，农民工讨薪呈现新特点。
在广东顺德一电子公司打工的王燕说：“几百个人去政府门口闹，不仅会招来公安，而且这么多人在顺德不能回家，成本也高，还不如选几名代表留在这跟老板谈，我们其他人都上网发帖子、发微博，找媒体、大V，只要被他们关注，领导就会重视了。”
除了借助网络、社交媒体等新兴载体，一些激烈维权案件也出现组织化苗头。年末讨薪案件里的一些非理性维权中常常出现“老乡”身影，煽动还是协助性质较难区分。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副总队长陈伟告诉记者，在基层处理案件过程中，部分非理性维权事件是由一些较有“经验”的“老乡”煽动引发，甚至他们还在其中起到了组织策划的作用，有些还从中牟利，增加了基层处置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农民工讨薪而索要工程款的情形也开始增多。2014年9月，许某等20余名农民工围堵浙江新捷建设有限公司安吉县丰华天逸城项目部讨薪，湖州市安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调查发现，许某为该项目部的一个班组长，在此围堵事件中，将员工12人虚报成20人，还将工程款与欠薪混淆，希望以此拿到政府工资支付保证金。在沟通过程中，许某等人还一度试图冲击县政府，并扬言到省里上访，加大了处理难度。
相关人士建议，各地需尽快开展排查、强化监督，妥善处理年末出现的欠薪讨薪案件，长远来看，则需从创新政府监管形式、增强农民工权益意识以及发挥工会等第三方组织作用，三方着力，从源头根治欠薪顽疾。
对政府来说，需强化监管并创新监管方式，将欠薪与企业信用挂钩，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约束机制。北京市针对欠薪“重灾区”建筑行业推出信用挂钩制度，对故意拖欠工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并记入市建委行业信用系统。由于拖欠劳务分包工程款，造成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8月受到北京市建委的通报处罚，责令其整改3个月，改正期间，公司禁止在北京承接新的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恶意欠薪已经入罪，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用仍需进一步细化，这样才能让法律形成威慑力。虽然时有恶意欠薪的情形发生，但现实中却很少有人因犯恶意欠薪罪被追究责任。浙江嘉兴地区一位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说，“应该有更加具体的实施意见，让这个打击恶意欠薪最有力的武器发挥作用。”
对民工来说，需提升自身素质、增强权利意识、签订劳动合同，改变“资强劳弱”的不公平等劳资关系，切实维护自身权益。不少欠薪讨薪案件之所以久拖不决，与一些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没能留下相关证据不无关系，导致后续维权难、政府处置难。北京致诚公益律师事务所的张志友说，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农民工的议价能力增强，在此情况下，农民工一定要提升权益意识、签订劳务合同、监督企业缴纳保证金，确保在企业欠薪时，可以及时拿到被拖欠的劳务费。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基本法律知识培训，在务工时知道、敢于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充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专家还建议，应更加充分发挥工会以及一些农民工自发组织的第三方机构作用，改变劳动者对企业方的弱势地位，通过协商谈判保护劳动者权益，从源头解决企业欠薪问题。记者注意到，一些企业内的工会组织通过集体协商等方式与企业达成一致，既可以在平时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更可以在企业欠薪时统一行动、形成合力，确保劳动者权益不受损。
